章玉贵：以动力切换开启增长周期

中国经济在依靠资本与外需驱动的增长动力日渐衰减，在国际产业转移红利、“入世”红利以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之后，唯有将增长动力切换到基于技术进步的效率改进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切换到基于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提升基础上的内需驱动，才有可能开启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

中国长达30年的增长奇迹会否成为历史，今天看来，既很重要也不重要。GDP真是令人纠结的发明，在经济运行体系健康的年份，它是做大财富蛋糕的天使，而在体系失衡的年份，对它的过分追求又会加剧本已失衡的经济生态，这个时候它又像是魔鬼。不过，在未找到更好的替代经济指标之前，谁都不敢轻易放忽视GDP的指标意义。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在既有政绩考核体系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势下，各级各地政府事实上的GDP唯上主义，在将整个中国变成巨大工地进而将经济规模急速做到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的同时，由此带来的诸多负效应正在陆续表达。

增长动力衰减是不争事实

而从数字来看，最近五年中国经济数据尽管并不难看，甚至放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不错的，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增长越来越吃力。在全球近十年来经济发展黄金年份的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2%。此后随着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约束与内部困难相继浮现。尽管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中国表现出了相当高的导调水平，但应对过程中已开始呈现力不从心之势。谁都知道，2009年9.2%、2010年10.3%、2011年 9.2%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依靠天量投资换来的。2012年7.8%的经济增速绝大部分也是依靠资本驱动。

中国经济在依靠资本与外需驱动的增长动力日渐衰减，在国际产业转移红利、“入世”红利以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之后，一味追求高增长看来是行不通了。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来看，中国政府的动力能力再大，制度改进空间再大，也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衰减的趋势。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周期或许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规模跃上8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中国应该做好适应6%左右的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

经济增长是内生选择结果

其实，假如增长质量能够逐年提高，即便只有5%的增速，其带来的福利效应也会远远超过水分很大的8%增速带来的福利效应。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增速才是较为理性的选择？似乎没有唯一的答案。包括一些决策智囊在内的学者基于30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速9%左右的事实，认为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当为8%，或者最低不能低于7%。倘若达不到这个增速，就业将是巨大问题。笔者认为，不可无视也不可过于重视这个经验判断，诚然，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依靠经济政策的拉动是促进就业和财富增长的必要路径。只是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中国在经济向人均3000美元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政府在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同时，并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其结果，尽管成绩毋庸置疑，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中国经济某种程度上已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因此，决策层应当思考的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深层领域改革。

以动力切换开启增长周期

唯有将增长动力切换到基于技术进步的效率改进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切换到基于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提升基础上的内需驱动，才有可能开启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

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政府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另一方面，政府在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能够通过适当的分配制度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中国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消费冲动势将迸发出来，由此带来的GDP乘数效应将远超目前的投资乘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