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应对美国要打太极拳

过去我们一直在防范别的国家会进犯中国，现在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在防范中国进攻他们，这是一个安全形势的大转变。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更应有自信“不战而屈人之兵”

随着近来领土争端的集中爆发，尤其是钓鱼岛事态不断发酵，久违的战争言论再次浮现。要不要通过战争维护我们的领土权益，成为街头巷尾和媒体讨论的热点。然而，古人讲“先谋势而后动”，在战与和这种关键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慎重。分析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首先要对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局势有清晰的判断。事实上，除了领土争端，有一些更为基本的因素决定着我国的安全环境。

用好政治，化解危机，创建安全环境

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政治关系是主导我们周边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的大背景下，我们处于共产主义国家阵营。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政治关系仍主导了安全环境，以前的盟友加兄弟变成了敌人，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们周边构筑的反共包围圈，于是大部分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朋友很少。政治关系影响了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敌对关系又直接威胁着我们的安全环境。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改革是向内的，而开放则是对外的，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这需要解决一个政治关系的问题，即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中美关系改善为契机，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全面改善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随后，邓小平接连访问日本、东南亚和欧洲，把我们周边与西方主要国家都走遍了。最后在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后，我们与韩国改善了关系。这样我们就把一大批邻国从过去的敌人变成了现在的朋友，冷战结束后我们又改善了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老挝）等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初，我们已逐步把所有周边国家都由敌人变成朋友。这是第一次周边国家由敌变友的转变，新中国建立以后几十年由周边敌对国家带给我们的威胁至此已基本消失，这是很大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一度成为我国的重要课题，于是我们又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伙伴关系，把几乎所有国家都变成了伙伴。这是中国外交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当时我们特别担心，因为世界上只剩下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当时美国跃跃欲试，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理论，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共产主义国家。这个结论也意味着另外一场大对抗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定了对美关系原则：一是避免对抗，二是寻求合作。同时我们与周边国家建立了许多伙伴关系。尽管伙伴关系不同于结盟关系，是非约束性关系，但总的来说，伙伴关系就是非对抗关系，即协商、共处关系。伙伴关系对冲了对抗结盟，和平也就得到了保证，这几十年我国没有卷入战争，也缓和了矛盾，增加了协商与合作，保证了和平发展的大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没有的。

这里，至关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中国的决策判断。比如，中国在做出改革开放的大决策时曾有一个大判断，即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于是才着力改善实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外部和平发展环境，放弃了准备打仗的政策；二是中国不断提升的运筹能力，即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的综合实力增强，大大提高了中国主动构建对外关系和环境的能力。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可以说，正确的政治判断与决策和包容的政治关系在防止战争、构建和平发展环境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代价最小，收益最大。这些经验对我国应对复杂的国际关系与环境仍然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