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变与不变（2）

新机遇的新内涵

毋庸讳言，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着各类严峻的挑战，但挑战背后所隐藏的机遇我们同样不可不察。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内问题必须要在发展中解决，而外部环境的压力也是我们改良提升自己的最佳动力。总体而言，我国今后至少有以下新的机遇可供把握：

第一，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高。城市是现代化的汇集之地，同样一亩地在城市的产值数倍于农村。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经济发展的生产效率无疑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使物质生产更加富足并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城市化人口的持续增加也让我们获得了解决提升国内消费、扩大内需问题的更好条件。此外，城市化的发展也将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跻身中产阶级，应对得当将让我国进一步向一个“锥形社会”转变，处于“中间阶层”大多数人口可以成为我国未来更加稳定繁荣的基础。

第二，信息化所带来的社会沟通强化。截至去年，我国已经拥有5.5亿的网民和3亿多的微博用户，同时网上交易C2C平台高度繁荣，这些情况自然会带来一些喧嚣、嘈杂甚至谣言，但从社会发展的战略眼光来看，信息化的高度繁荣既给予了国民进行自我教育、培养独立意识、提升公民素质的良好平台，又是中国公民意识兴起和繁荣的未来表征，是国家现代性更加完善成熟的标志之一。它的益处在于让经济社会信息得以无界流通，不仅其本身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使得无论是民众的生活诉求还是政府的执政反馈渠道都将会进一步通畅起来。

第三，剩余资本增多所带动的消费与投资繁荣。2009年，我国出口贸易额达到了世界第一，而据多方权威分析，我们将在2013年取得进出口贸易总额世界第一的成就，以此趋势发展，我国走向进口总额第一，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全球生产力过剩的今天，谁最能消费谁就有优势，这将意味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继续提高， “中国制造”将会更多地转变为全球范围内的“为中国制造”。而得益于高速经济增长和“走出去”战略的共同作用，近年来我国的对外投资总额也在急速提升，使得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越来越有底气，有些国家因此戒备中国的事实正是我们对外投资成功的一例反证。

第四，外部的紧张迫使中国对外交思路进行改革。近年来我国周边持续吃紧，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抱有较为普遍的疑虑与忧患，这种局面如果处理不好自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但也正因外这样，当前局势正好给予了中国外交进行“事件驱动”型改革的最佳动力。我们对于中国外交需要变革确有共识，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改变？面对周边频繁的危机个案，“事件驱动”正是我们可以追循的一条有效路径：在每次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都能有机会更加完善自己，从而使中国外交最终转型至背负得起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崛起大国的历史担当。

总的来看，不变的是，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变化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少数只可能“自己打败自己”的大国。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根本。这就要求我们态度正确、方法得当，并能充分利用好国内发展中城市化、网络化及其背后的中产阶级化和教育普及化等几大趋势。只要应对和把握得当，最终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经济、财政、科技、军事力量更上一层楼，更将是我国的内部政治社会体制运转更将顺畅，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