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政治生态的新变化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一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态发生较大变化，其有关动向值得关注。

社会不满意度总体提升民众与政府互动频密

随着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和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多数国家陷入经济增长放缓乃至负增长的泥潭，带来深刻复杂的社会影响。不少国家中下层民众对与日俱下的生活状况感到不满，要面包、要工作的呼声不断。即便是在经济表现对较好的印度、南非、巴西等新兴国家，居高不下的通膨率和失业率，也导致民怨高企。多数国家积极回应社会诉求，出台系列反危机政策，但迫于财政和外债等多重压力，在改进民生方面普遍雷声大、雨点小，引发民众更大程度的不满。在欧美一些国家，反政府罢工、示威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政府疲于应对，难以集中精力应对经济社会难题。多数国家政府支持率长期低位徘徊，日本民主党政府在下台前支持率一度跌至20%左右，成为世界知名的跛脚鸭政府。全球范围内政权正常、非正常更替屡见不鲜，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逢选必败成为不成文的“规律”。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国家新政府并不能履行竞选承诺，迅速改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很快便从执政“蜜月期”进入执政“艰难期”。

社会多元化诉求更加突出

很多国家不同社会阶层和团体基于自身利益，提出了各种主题不同的经济社会诉求，并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施压。在一些国家，公务员、国营企业员工还要求政府继续维持高水平的福利制度并减少对私营部门的援助。多数国家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只能左支右绌。其具体表现是：在政治上难以有效整合社会大众与社会精英的差异化诉求，以凝聚广泛共识，形成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应对艰难时局的氛围；在经济领域，难以有效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在促进经济有效复苏的同时，维持社会保障水平。在经济社会要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不少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社会大众的保守化心态突出，经济领域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领域的种族主义诉求不断增强。比如，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 2010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1/3的受访者主张在缺乏就业机会时应遣返外国人回国。大约36%的被调查者表示，德国面临被外国人“占领”的危险。一些国家极端主义政党或政治组织抓住时机，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强对政府政策的干扰能力。这就导致一些国家政府政策的保守化，在经济方面搞贸易保护主义，在社会领域频繁炒作宗教、民族、移民等问题，以转移社会矛盾焦点，缓和施政难度。

社会运动影响力不断增强对政党形成更大的牵制

近年来，各国社会运动利用经济社会等领域问题频出的时机，积极开展行动，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果。在世界知名的系列“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工会、环保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等各种社会运动携手合作，极力谴责金融资本和寡头的贪婪，要求扩大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公平，一度引发全球共鸣。在印度，社会活动家安纳纳哈扎雷抓住民众对危机背景下腐败猖獗的不满，积极组织全国性反腐运动，迫使国大党政府作出妥协并承诺在反腐立法方面与社会运动开展合作。上述情况对政党传统上的利益代表和维护等功能产生重大影响，一些政党实力受到削弱，一些国家执政党执政环境恶化。此外，不少社会组织或运动还注意利用网络新媒体，打破政府舆论控制地位，对政府应对突发性危机形成重大挑战。在埃及 2011年全国性反政府运动中，成立于2008年4月6日、以维护工人权益为目的的“4月6日运动”，利用互联网大肆攻击政府的独裁和无能，要求改变由少数人控制国家的状况，获得社会广泛响应。面对上述状况，一些国家主流政党积极打造政治统一战线，巩固政治地位。比如，俄罗斯统俄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分别打造全俄人民阵线与“俄罗斯和谐”运动，力争将意识形态相似、政策诉求相近的政党、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等纳入其中。

主流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分歧日益突出

西方国家主流政党在冷战结束后实践的意识形态中间化政策受到遏制，不少政党注意向传统回归，从单纯的全民党向“左翼全民党”或“右翼全民党”转型。政党转型无疑带来了政策的差异化发展，使得主流政党的政策包容性趋向淡化，出现“左的更左”、“右的更右”现象。比如，左翼社会党强调社会公正，要求增支加税；右翼保守党则突出经济复苏和发展，要求减支减税。这就使得在政策宣示和比拼当中，主流左右翼政党的政策日益针锋相对，调和空间趋窄。不少西方国家主流政党出于一党私利，往往无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盛行为了反对而反对，全力攻击对手政策主张。有意思的是，许多政党在野、当政时的政策诉求并不一致，比如法国社会党、丹麦社民党等在竞选时，主张社会公正和政府干预，但是执政后又悄悄地实践一些右翼政党的主张，在某些领域推行紧缩政策，以求快速出政绩。广大民众对上述状况往往也无可奈何，毕竟这些政党通过选举的方式上台，短期内难以通过合法方式促其下台。

在政治妥协和对抗中寻求平衡

就全球而言，两种较为典型的治理模式即西方治理模式和威权治理模式，均面临重大挑战。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问题频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具体而言，西方多党制并不能消弭主流政党间政策诉求分歧，促进社会共识。主流政党政治合作意愿不高，连组建联合政府都很困难，遑论携手应对国家面临的棘手经济社会问题。三权分立解决了制衡问题，却不能促进有效合作。在很多国家，议会成为政府绊脚石，使得政府难以放开手脚施政，民众改善自身状况的期待成为泡影。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强人纷纷落马，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面临越来越强的武装斗争压力，中亚、东南亚、拉美等地一些威权国家当局固权难度增大。部分威权国家执政当局极力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政策包容性，力求政策更加均衡，反映社会各方诉求；部分威权国家执政当局则继续向左转，政策更大程度向社会中下层倾斜，以扩大社会支持。但总的看，国外不少国家还难立足本国实际，找到更好的政治道路和模式，只能在政治妥协和对抗中寻求平衡。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国外一些国家政党政治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依旧，政坛乱象难以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