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三件事

由刘华清、张震任总顾问，由国防大学副政委谭乃达任编委会主任、编写组长的《黄克诚传》，经过8年的编写，于党的十八大前夕，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出于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的敬爱之情，我认真阅读了这部80多万字的传记，有的章节更是反复细读，感触良多。黄克诚大将不愧是我们的一代楷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信念坚定 矢志不渝

黄克诚是1923年6月在湖南衡阳省里第三师范见到毛泽东的，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广州参加了由毛泽东等领导的政治讲习班，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下，千里找党，从湖南到湖北，再去上海，终于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由在上海的中央军委直接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之后派到中央苏区。

黄克诚忠诚于党突出表现在：面对敌人的升官发财的诱惑不动摇，面对党内的错误批判不灰心。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9次被错误批判、降职，险些被杀头。他面对这一切，丝毫未动摇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途让他退出，剥夺了他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试想，这对一位时年60岁、功勋卓著的老党员，精神上是多么大的打击。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唯黄克诚也。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后来流传的那首七律：

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这，似乎是一种无奈，但，那是一种从容、一种自信，无比坦荡开阔的胸怀。几经沉浮总不悔，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信党的伟大正确——包括坚信党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

读完他的传记，合卷深思，他那高尚的政治品格，无怨无悔的政治信念，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敢于直言 坚持真理

黄克诚在我党的历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大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黄克诚传》中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身为一名师政治委员，直接给毛主席发电报，阐明自己的立场;国共合作抗战后，在对第115师平型关大捷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调研中，提出要恢复八路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又一次给党中央发电报，建议派10万大军进军东北，并亲率新四军三师三万多人北上;在东北战场，又一次给毛主席发电报，提出建设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他对军队中党的建设提出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等。

黄克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还突出表现在遇事敢讲真话，敢于直言，不盲从，不苟同，不迎合。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黄克诚这个人爱提意见，从支部到中央他都提。他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1959年在庐山同毛泽东当面谈话时，认为四平保卫战是个消耗战，毛泽东说是由他决定的，黄老直率地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是不该打的。”

敢于直言有时是要冒风险的，特别是同上级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黄克诚的很多好的意见，大多被采纳了或在历史发展中被采纳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内生活的健康正常。但，也有许多不正常。

传记中说：“黄克诚是个智者，也是个常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也有一个过程，只不过他需要的时间可能少一些。”1959年庐山会议他可惹了祸。他本来在北京留守，会议开得紧张，为“救兵”叫他上山。上山后他感觉到风声鹤唳，他本可以缄口不言，但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顶住压力，挺身直言，“救兵”成了“反兵”，结果成为右倾反党集团的二号头目被批判。他也有过两次“违心”的检讨，但在“文革”中，面对非人道的审讯，声明：“以前凡是逼他写的检查材料、交代，一律无效”。当你读完传记中庐山会议前前后后，就能理解在那种形势下，“违心检讨”既是一种无奈、也是维护党内大局的需要，他仍不失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政治品德和人格个性。这与那种不讲原则，看领导眼色办事，讨领导喜欢说话，溜须拍马，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1980年，国内出现一股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人们的思想一度出现混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党中央酝酿讨论要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段历史作出一个决议。黄克诚非常赞成邓小平“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的讲话，觉得这是个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但还有许多人听不进去，弯子转不过来。他那时已完全失明，全凭脑子记忆，在中纪委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以一个深受“左”倾其害者的身份，用实事求是、唯物史观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正确评价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大多数与会者被黄克诚坦荡的胸怀所折服。他的讲话正式发表后，对纠正当时少数持“非毛反毛”错误观点，对稳定民心、推动改革开放沿正确方向前进，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更显现黄老实事求是、不计个人恩怨、大气磅礴、坚持真理的政治品德和开阔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