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根治中国经济增长困境

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的趋势难以被逆转，如果继续强行维持以往的高经济增速，就很难脱离传统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那么必将进一步推高经济增长所造成本已高企的巨大代价，而这将是未来我国社会所难以承受的。本文认为，破解困境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高增长依赖症”，当然，中短期内仍然需要稳增长，因中国经济与社会比较脆弱。具体来说，我们的政策建议是：

1、中短期内，做好“稳增长”工作。

第一，加快推进城镇化，重点实现“农民市民化”，充分发掘内需潜力。城镇化所拉动的投资需求依旧是我国中短期内进行“稳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因此应该坚持加快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导向。城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房地产等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由此拉动的钢铁、水泥、家具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投资将为我国中短期内的经济增长贡献重要的力量。

数据显示，我国每增加一名城镇居民将拉动57.12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预计将在未来10年拉动40万亿元投资。为了更好地发挥城镇化的“稳增长”作用，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重点实现“农民市民化”，从而有效扩大居民消费。“农民市民化”能够大幅提高农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降低其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不仅如此，“农民市民化”还将加快农民消费观念和习惯的转变，增加他们的文化、娱乐、体育等服务消费支出。因此，未来城镇化应当以“农民市民化”为重点，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逐渐放宽城市的户口准入制度和稳步推进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等措施提高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能力。

第二，实施总量减税，既拉动总需求也拉动总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促进中国形成以减税引擎的“新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的税负水平无论是从历史对比还是国际对比来看都已经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从包含一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等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的角度来看，1994年以来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11年达到35.96%，比1994年高17.84个百分点。

从国际对比来看，当前我国宏观税负已经过高：2011年我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2.9%)和美国(31.65%)。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对于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对于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2011年我国人均GDP仅为5414美元，宏观税负显然已经过高。在高税负的环境下，大力进行总量减税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总量减税可以全面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同时刺激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总供给和总需求从而都能够得到扩张。可见，总量减税可以促进我国形成以总量减税为引擎的总需求-总供给“新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替代以往的以出口为引擎的总需求-总供给“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更长效的内生动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在缩减政府规模和提高政府效率以大幅降低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总量减税才能够全面落实。否则，在当前政府所面临的严峻财政支出压力之下，总量减税难以具备实施的客观基础。

第三，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以防宏观经济出现大幅波动。宏观调控是在短期内平抑经济波动的有力工具。未来应该着重发挥我国财政政策灵活、高效的独特优势，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硬着陆”。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流程相对简洁、时效性强，可以在经济过度下滑时期发挥“稳增长”的关键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在我国M2/GDP已经居于绝对高位的情况下，央行可以更多地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数量型政策工具的配合，以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稳增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