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新加坡模式（3）

新加坡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　　

静态观察其内在性质，新加坡模式可以归结为儒教自由主义。儒教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在儒教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安家落户后与儒教整合而成的带有浓厚儒教色彩的自由主义。其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本+民主”，即绩效显著地为民做主加上一定程度的让民做主；在经济上表现为“计划+市场”，即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强调政府对于市场的调控；在文化上表现为“责任+自由”，其媒体管理模式称之为“如责任的新闻自由”，即在肯定新闻自由的同时强调对事实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上述模式对于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无疑起到过有益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上述模式也日益表现出其本身的局限性和种种不合时宜的特征。例如，在注重为民做主的同时滞后了民主的发展；在强调政府调控的同时没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从而未能更好地培养出社会的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在强调媒体责任的同时也限制了言论自由。　　

动态考察其发展过程，新加坡模式可以归纳为先经济，后民主；先讲发展的硬道理，后讲公平的大道理。李光耀认为，对任何政府或人民而言，经济发展都必须是第一优先。他说：“绝对是如此。要不然，你们认为应该什么优先？你们谈悲惨与贫穷，你们谈卢安达与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他们有民主，但他们有像样的生活去享受民主吗？一般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即使高高在上的领袖嘴里讲另外的一套，但你随便做个民意调查，问人民到底要什么？是可以随心所欲写社论吗？当然不，他们要房子、医疗、工作、学校。这是绝对、绝对、绝对毋庸置疑的。”实际上，李光耀只承认民主作为和平更替政府的工具作用，却忽略了民主包含的人民做主的价值意义。实际上，即使从工具作用的角度来认识，民主的作用也不仅表现在政府更替上，还表现在政策制定上。鞋子是否合脚，只有脚最知道。同样，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政策，也只有老百姓自己清楚。为民做主的情怀，终究不能取代让民做主的功能。　　在不发展就不能生存、温饱的情况下，当然要多讲发展的硬道理。这时候，政府首要目标是做大蛋糕。当发展带来的实力足以生存、温饱的条件下，则应多讲公平的大道理。这时候，政府的重要目标是分好蛋糕。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发展的硬道理，例如，其经济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严格意义的“各取所值”是将活生生的人当作没有生命的商品。你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则得多少钱。你是比尔·盖茨，也许一天可以得到1亿元；你是低能儿，十天也得不到一分钱。当然，新加坡政府在强调各取所值的同时也注重扶贫济困，但毕竟没能将后者放到更重要的地位。　　

例如，其对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的处理，往往更强调国家的发展，却有可能忽略人民的幸福。美国盖洛普公司对全球148个国家近15万人就幸福感这一主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以宜居著称的新加坡，其人民的幸福感却是全球倒数第一。正因为如此，有新加坡人说，新加坡政府亲新加坡，但不亲新加坡人。不过，上述情况在近年以来正在逐步改变。过去，新加坡清洁工人的工资很低，有的月收入可能只有数百新元。针对上述情况，新加坡政府将不足千元的一律增加到1000元，并在此基础之上逐年增加其工资。新加坡政府重视精英，并根据学生成绩在小学进行分流，好生与差生分班。这种过于理性而缺乏感性的做法，无疑对分流到差班的学生造成严重心理伤害。最近，新加坡政府取消了小学分流的政策。李显龙总理在2012年元旦发表讲话指出，经济发展将不是衡量国家状况的第一标准。他后来也说，精英有不同表现，在校学习成绩好仅仅是精英的一种，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现也可以是另一种精英。

又如，其对劳资政关系的处理也强调三者共生，但更多地维护了资方权利，而往往忽视劳方诉求。正因为如此，有人说政府亲商，但不亲工友。2012年底，来自中国的巴士司机在新加坡举行罢工，打破了新加坡26年没有罢工事件的纪录。新加坡对于罢工的防范控制固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维护好工人的基本权益，疏通好工人表达自己诉求的渠道，罢工的禁止很可能损害工人的利益。中国籍巴士司机在未经申请的情况下非法罢工，固然有其违法的一面。但是，资方对于工人的关心也的确远远不够。例如，不同班次的八个工人住在一个房间，难免影响休息；卫生条件欠缺，乃至于生长虱子；来自于中国的司机与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司机同工不同酬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先讲发展的硬道理、后讲公平的大道理的思维指导下没能引起应有重视。　　

新的新加坡模式正在建构　　

行动党在建党50周年之际提出了“造远景，定党基，得民心”的口号。联系该党白底、蓝圆和红色闪电的党徽图案，笔者对上述口号进行了如下解读：白底象征纯洁，要求坚守亘古亘今的天理，以确定正当性，以“定党基”；蓝圆象征团结，要求贴近有血有肉的人心，以获得认受性，以“得民心”；红电象征行动，要求脚踏此时此处的实地，以打造合理性，以“造远景”。三者之间必须把握力的平衡，从而达到“天地人和”（“和”即平衡）的目的。新的新加坡模式，就体现在“天地人和”的追求之中。　　

当一党独大日益受到质疑批评，行动党于2009年以来初步推动了以制度平衡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期待改革后的选举制度能公平对待各个政党（守天理）、有利于选出强大政府（立实地）和让国会发出不同声音（顺人心）。新加坡政治职位的高薪引发民众不满。为此，在行动党及其政府的推动下，新加坡国会于2012年初通过了《一个能干并具奉献精神的政府的薪金》的改革方案，并强调遵循如下原则：（1）政治职务者的薪金必须具有竞争性，让适合从政的人才不至于对踏入政坛感到怯步；（2）从政意味必须作出牺牲，新的薪金制度应有可观的打折，以体现从政人士的奉献精神；（3）实行“裸薪”制度，政治领导人除了领取公开的薪金，没有其他隐收入。在上述三原则中，第一条是要继续坚持“以薪养廉”的政策，以求脚踏实地；第二条是要让从政者表现奉献精神，以便贴近人心；第三条所说的“裸薪”，是要体现公开透明（蕴含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免背离天理。遵循三条原则，才能“天地人和”。　　

进一步说，天为天阳，地为地阴，因此，在天地人关系中，最为凸显的是天阳与地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李光耀曾说：“‘阴性’就如同平等，越多‘阴性’，国家就越团结；而‘阳性’就如同竞争，‘阳性’越多，表现就越好。”但阴与阳都不能过度，必须取得“介于国家团结和维持竞争力之间的平衡点”。笔者曾说新加坡模式一定程度地表现为“英国的制度+东方的传统+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作风”（行动党早年曾学习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并保持议员接见、走访民众的做法）。英国的制度是议会民主，其精神是让民做主；东方的传统是“托管式民主”，其精神是为民做主；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是密切联系群众，其精神是认民做主，这里，认民做主是价值永恒的天理，因为“百姓是天，人民最大”；为民做主是立足实地的考量，因为政府既是“必要的恶”，也是“必要的善”。首先，天阳与地阴相互对立。过于强调认民做主，势必走向民粹主义，从而削弱“势有必要”为民做主；过于强调为民做主，势必走向专制主义，从而削弱“理有当然”认民做主。其次，天阳与地阴互相依存。例如，没有认民做主的价值取向，为民做主就难免沦为做民之主，从而走向专制独裁；没有为民做主的行政手段，认民做主就难免沦为群众尾巴，从而走向政府无能。　　

作者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