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经常被说成是社会的稳定器、减压阀,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被寄予厚望的新生中产阶级,仿佛是最焦虑不安的一个人群、一个情绪相当不稳定的人群。
就目前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甚至还不成其为“中产阶级”,一些学者更愿意称之为“中等阶级”。为什么呢?因为“中产阶级”向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指标,不仅仅是指收入在某个区间的一群人,它还是一个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乃至品位、格调的稳定阶层,并且有着很高的阶级认同感。
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人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过的都是整齐划一的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个人不过是黑压压的广场检阅队伍中一个无法同其他人区别开来的点。个性?那是非常危险的东西。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都市白领阶层逐渐壮大起来,不论是社会自由度,还是经济条件,都使追求个性自由、时尚品味成为可能,中国的中产就主要从这个群体中成长起来。
与父辈相比,他们崇尚个体自由,对个人尊严有很高的自觉,希望过一种舒适、优雅、体面、有教养的生活,追求丰富多彩,全面发展,拒斥单向度、一元化的强制。这样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实际上也就是中产阶级追求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中国中产阶级的诸多焦虑中,首先是对经济安全的焦虑。这很容易理解,作为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代,个性与个人尊严感觉醒的一代,他们的审美趣味比父辈要丰富、细腻得多,生活自然也就讲究得多,对生活品质重视得多,这样的生活当然需要较多的经济支持。而且,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西方世界成熟的中产阶级形象,比如《美国丽人》里凯文·史派西一家富足、从容的中产生活,早就深深印在中国小资们的脑海里,这对他们的消费理念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当然也会产生相当的经济压力。
对收入不满产生的焦虑其实是相对单纯的,提高收入就能解决。想买辆好一点的车,那就工作辛苦一点了,多赚点钱。不单纯的焦虑是那些通过个人努力无法解决的焦虑,让你忧心忡忡,但你又无能为力,比如医疗,比如污染,比如食品安全,还有对终极财产权的担忧,房产权、企业财产所有权稳固吗?说到底,它们仅仅依赖于一句承诺。
当承诺已经无法保障你的孩子的奶粉安全,中国中产们腆着脸,躲躲闪闪地去动别的国家宝宝的奶粉罐,因为这些奶粉有可靠的法治与道德保障。这法治与道德来自哪里呢?中国中产们就不要再那么畏缩,那么暧昧,那么市侩,那么懦弱,本来就是国家的主人翁,不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谁也保护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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