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华：大部制改革 下一步是调整部门内部治理结构（3）

发改委下一步

涉及发改委的改革方案很复杂，最后如何定要看各方的博弈

“发改委是大部制或者说内涵式大部制改革的晴雨表。”石亚军建议这一轮大部制改革要科学设置发改委职能，及其与其他部委职能的实质剥离。

据悉，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将对权力过于集中的部委有所“动作”，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或将成为重点“关照”对象。

知情人士透露，改革的核心是让发改委从微观管理中抽身，将其项目审批权、经费审批权等具体权力剥离出来，下放到具体组成部门。“如果发改委没有这个权力以后，政府机构平行等差问题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也会给解决行政资源割据带来契机。”

位于北京市月坛南街的国家发改委，成立于1952年11月，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它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部”，其职责包括国民经济规划、产业和投资政策、体制改革等，职责之宽在该委处(室)设置上可见一二，各个行业部门在国家发改委均有相应的处(室)对应。

2003年3月，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此次调整，将原国家经贸委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经济运行调节、技术改造投资管理、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宏观指导、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重要工业品、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等职能，划归国家发改委，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扩权。

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改委的地位越来越高，同时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不易监督而备受争议。2008年“大部制”改革前，改革国家发改委的呼声 甚高，更有甚者建言一撤了之。在2008年3月份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发改委将进一步转变职能，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 事项，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

但是实际上，“大部制”改革之后，发改委虽剥离了部分职能，仍然是“无所不能，包打天下”，依然掌握着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制定、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审批权、改革试点审批权、一定规模以上投资项目审批权，甚至“就连方便面涨价、汽车厂商上什么车型都得发改委下文”。

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掌握项目审批权的发改委被委以重任，发改委的职能和权力实际上被加强。

在业内人士看来，发改委应该主要集中于规划、统筹、协调，而非一个全能的大部，知情人士透露，“(涉及)发改委的改革方案很复杂，最后如何定要看各方的博弈了。”

2013年“大部制”改革将更加突出政府职能转变，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同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合理确立发改委的职责。

内部治理待破题

调整部门内部治理结构，是下一步深度改革的重点

“大部”职能宽、权力大，存在内部协调困难，不易监督等现实问题，因而在部门内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十分必要。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但是2008年“大部制”改革并未在此有所突破。

作为中编办的试点之一，深圳市较早探索实行“委-局-办”模式，其中委侧重于决策机构，局侧重于执行机构，纪检、审计为监督机构，从而实现决策、执行、监督分开。

但是由于委、局在行政级别上平级，执行局对于决策的执行有较大自由裁量权，造成执行不顺，“没有办法形成决策-执行的链条”。

据悉，工信部也曾动议按此方式设置内设机构，但是由于中央未有明确规定，最终作罢。

沈荣华介绍说，英联邦国家实行的是决策、执行、监督治理结构，政府机构中一部分是政策局，专门制定政策，协助决策部长制定政策，另一部分是执行局，大部分公务员在执行局工作。而执行局有多种形式，有的是部的下属机构，有的是社会化机构。

德国、法国模式和中国较为相似，职能司局参与制定政策，也监督执行，有的就是纯粹执行，这种局部分开的模式不同于英联邦国家的彻底分开。

沈荣华认为，从国情角度来看，不能完全照搬英国模式，中国和德国、法国、日本比较接近，职能司局主要是执行政策、监督执行，不是自己具体执行。如果有些事务属于中央管理的，需要执行，则成立专门的执行局，从而实现部分分开。

按此构想，决策宜在部层面，执行在内设司局，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也是执行机构。以交通运输部为例，部成立民航决策咨询委员会(以民航人员为主，部内人员及社会专业人员为辅)作为决策机构，民航局为执行机构，纪检、审计、财务部门发挥监督作用。

但是这种治理模式的设想并未取得共识，部分人士认为决策、执行难以分开，实施分开的难度大。因而在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往往只涉及机构的合并，对于部内司局之间的治理结构并未触及。

“决策集中化、执行专业化、监督独立化，用这种结构把机构定位下来。”沈荣华认为，调整部门内部治理结构，是下一步深度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