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如果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不高、能力不够,就应尽可能让自己承担的公共服务少一点,确保把 “基本福利”、 “最小责任”部分做好做实。然后减少税收,让老百姓自己去做余下的选择。这样既能释放消费潜力,也不会使那些本应通过市场解决的 “非穷人”、非基本的 “高端需求”,占用或消耗有限且宝贵的公共资源。
鉴于中国目前政府全口径收入很大、公共服务提供不足质量不高的发展现状,我更倾向于政府应少收税、保证基本福利,在收缩公共服务规模的基础上提升质量,而不是走欧洲国家高福利的道路。
解放观点:撒切尔一度将大量公共服务推向市场。而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公共服务总应该由 “公家”来提供。
诸大建:这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公共服务究竟 “由谁提供”可以更高效且确保公平?这里的 “谁”,政府组织肯定不是唯一选项。
公共服务由一元生产走向多元生产,是当代公共服务改革的基本趋势。从当前的研究和实践看,一个合理的公共服务 “安排-生产组合模式”,是由政府出任公共服务“安排者”,由社会各类组织竞争性地参与生产。所谓 “安排”,简单来说就是出钱,用政府税收进行支出。而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具体生产,则由政府或者非政府的企业组织、社会组织来竞争性地提供,以期同等投入下获得更高效的产出。
哈佛大学是美国的一所私立学校。美国教育设计了一项政策,叫 “教育券”。教育券不给教育的供方——大学,而是直接给需方——考上该校的贫寒子弟。假设这位学生最后上哈佛,他就把这个券给哈佛,然后校方拿这个券到政府那里去兑现财政支出中允诺的补贴。这样一来,哈佛跟其他高校之间就是一个竞争的关系。竞争,让老百姓真正能够获得好的、高质量的东西。类似的竞争可以推广到公共服务各领域,公共的、私人的社会组织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参与供给竞争。
解放观点:让政府充当 “出资者”,是以竞争促效率,但又为公平问题保驾护航?
诸大建:对。较之市场,政府的效率注定是更低的一方,但是它又是必要的。因为它有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和公众福利的责任。我们不能因其效率低,就否定政府的作用和意义。回到中国的改革方向来说,未来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必须改革,尤其要在绩效和质量上有所提升。但是改革的方向绝不是市场化一推了之,这恐怕也是 “撒切尔主义”最大的教训。
这背后有两个关键问题待解。不该政府做的事情,不应再借公共服务的名义管太多,必须市场化和社会化。这跟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反过来,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必须坚决做好,不能缺位。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叠加、互相影响的。在政府越位的地方总是可以发现政府的缺位,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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