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款他用红会不能止于说明（2）

其二，红会不能因为将善款用于与汶川地震相关的“博爱家园”项目，就自行认定代表了捐款人意愿。按规定，捐款人意愿需要通过出具捐赠函、签署捐赠协议等加以明确。在捐款人5年不知善款下落，更无善款使用说明的情况下，何以认定“与捐赠人意愿总体一致”？

其三，即使这笔善款全部用于“博爱家园”项目，目前所做的说明也不够清晰。按红会说明，这笔善款计划援助248个社区，平均每个社区资助35万元。一般情况下，硬件工程10万元，生计发展12万元，其他为软件建设、组织发展和项目执行等费用。也就是说，“其他”支出达13万元。为什么看不见的支出比例这么大，需要说明。否则，这笔善款是否用对了地方，就仍存疑问。

有论者认为，红会将善款他用“合法不合情”，这种说法未必适当。一方面，红会的工作性质，不能以是否合法为唯一行动底线，而忽视了公众的情感；另一方面，将法与情对立起来，是不是表明相关制度需要修正？

之所以如此“苛责”，不仅是因为红会需要用最大的诚意来重建、维护应有的公信力，还缘于红会的信誉重建正值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改革启动之时。“向社会放权”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而放权，不仅需要政府有改革的勇气，还需要社会组织能接得住权，真正起到公正调节社会资源的作用。每一笔善款无论大小，都凝聚着国人的爱心和基本信任。任何主观或非主观的失误，都是对国人爱心的消耗，是对社会互信的消耗。避免这种消耗，须从严审视自身，这是当好“爱心委托人”的起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