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让莫言成为一个起点 不要成为一个休止符（3）

莫言获诺奖中国文学路漫漫且长远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莫言。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现在，我们似乎终于有底气说，其实获不获这个奖都没关系。在此之前，说出这样的话来，最低限度的风险是被质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看来，还是获了奖的好。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至少表明了颁奖者对于作家本人和对于中国文学的认可与肯定。因而，我们有必要向莫言也向更大范围的中国作家们表示祝贺。至于最贴切的祝贺语，则要借鉴作家韩少功：“高兴一个小时后，继续写作。”这句话对莫言本人适用，对中国文学界同样适用。

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好消息一定会让很多人由衷兴奋。但是，真正熟悉莫言甚至只是知道莫言的人又有多少？在知道莫言的人当中，通过电影《红高粱》知道莫言这个名字的，恐怕又要占去一大部分。中国文学的小众化，长期以来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阅读习惯不彰，文学阅读更加凤毛麟角的情境下，一个作家的获奖，在本质上属于“旁人的事情”。至于因为中国二字而传递开来的兴奋，那是爱国的功效，与中国文学无关。

文学早已习惯于偏居社会之一隅，或者满足于迎合世态掀动一点点喧哗与浮躁，洛阳纸贵、一书动天下早已成为尘封于历史深处的传说。这是中国文学当下的客观事实，不需要用一种主观化了的外在评价来修饰或纠正。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和弱质化，不会因为莫言获得诺奖而突然发生指向另一端的突变，这应当是韩少功所说要“继续写作”的原因所在。文学的边缘化，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从脱离说教工具的角度看，“去中心”未必不是回归文学本质。但是，当文学为市场和流俗所俘获，当“去中心”体现为远离心灵共鸣的时候，边缘化的文学依然是让人悲哀的。

文学是经营灵魂的事业，以民族语言为工具的文学，终极的使命应当在于塑造民族的心灵。多年来处于U型谷底部的中国文学，恐怕已经很久没有重温过这样的意识自觉。有人将其归咎于文化载体的多样性与纷繁化，认为在网络和多媒体时代，纯文本已然蜕变为触之即毁的古董。也有人以为人类已进入无可挽回的“浅时代”，深奥的思想是最不受欢迎的物件。作家们乐于在开脱中沉默，经营着文学的肌肤，淡忘了文学的灵魂。

诺贝尔文学奖终究不过是一种评奖，以评委的主观感受来赋予某个人以荣誉。那种认为中国籍作家必须获得诺贝尔奖，而一旦获奖就表明了中国文学站上了世界性高度的看法，是浪漫的也是无逻辑的。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莫言获奖，如果这一刻中国文学因此就站上了世界的山巅，那么18时59分的时候它在哪里？作家以他创作的作品说话，文学以其对心灵的作为说话，那种靠外在的奖项来寻获自信与自知的态度，说到底是一种浸淫其间太久的不自信与不自知。挟奖以自重，不是中国文学的态度与气派。

诺奖的最大好处，大约是可以促使世故者真正来审视一番中国文学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面前重新留意一本书。而今天的中国文学，依旧需要在变化了的和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中，通过砥砺自身来寻找抵达民族心灵的力量。心灵不死，文学不死。诺奖不是山巅的高标，而是中国文学走向民族内心的一块路标，且已在身后。

科技类零获奖凸显体制缺陷

在我们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欢呼的时候，另一个数字显得格外扎眼，那就是在诺贝尔科技类奖项上，我们至今一无所获，甚至我们都从来没有期待过，连想都不敢想。在代表科技前沿领域，在人类发展探索的最前列，还没有我们的身影，反观和我们隔水相望的日本，则以多次站在众多领域的前沿引领着方向。导致目前局面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体制缺陷无疑是最大的因素。

比如，在科研经费配置上，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配置资源，一些在高校、科研院所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者，可以方便地获取课题项目，而且，学术等级思想也十分严重，一些有学术头衔者，在学术资源的配置中处于强势地位；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重立项轻结果，普遍流行的说法是“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科研人员申请项目，要填写大堆表格，谈科研思路设计技术路线构思创新性成果，而一旦申请到手，往往便转给研究生们操作，甚至就放置一旁，等待课题结题时从他处搬来“成果”交差，所谓拿了经费不出活；在具体科研活动中，重利益轻尊严和声誉，科研中还有“五同”现象，即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定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整个过程，全是“资源”作怪，许多人在乎的是经费，以及经费怎样变现到自己口袋之中，却不顾学术尊严、学术声誉；在学术评价中，流行数字指标，看重经费数量、论文数量、专利数量，由此使学者普遍陷入经费焦虑、论文焦虑，成为“学术民工”，挣“学术工分”去兑换工资。所以，随着科研投入增加，国内科研氛围却每况愈下，许多学者的学术追求日益淡漠。

总的说来，以行政力量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以政绩为导向的学术指标考核体系，使学术偏离了本身的规律，在这种模式之下，再多的科研投入，也难以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因此，对于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来说，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还一厢情愿地测算究竟何时可以获得诺奖，相比日本的“狂妄之言”来说，更不现实。所以，先想想如何改造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这才是教育界和学术界更应该做的事。

熊丙奇：日本屡拿诺贝尔奖的学术启示

日本科学家成为2008年诺贝尔奖的大赢家。在2008年10月7日宣布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中，两位日本科学家一位美籍日裔科学家同享殊荣，在8日宣布的诺贝尔化学奖中，日本科学家下村修榜上有名。至此，日本已获得各类诺贝尔奖达15次之多(不包括日裔科学家)，2000年以来已有7次。

2001年3月，日本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这一举动当时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就曾评论说，日本政府“没有头脑”，纯属“狂妄之言”。但以目前日本科学家的表现看，达到这一目标，似乎还真不是什么“狂妄之言”。

事实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近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科研投入；积极改革僵化、分割的旧科研体制，如把文部省和科技厅合并；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支持企业科研，为了促进成果产业化，还设立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立法确定科研方向；在自己创造有世界水平的成果同时，开展国际合作。这一切表明，日本是“动真格”的。

而反观我国，多年来，每到诺奖放榜，都会引来诸多感慨，有的以华人多次获奖来证明中国人也很聪明，有的则测算中国本土科学家何时能获得诺奖，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望问鼎的重大原创成果。

据笔者所知，国内科技界、学术界，也采取了“类似”日本的措施，诸如加大科研投入，有众多科研与学术人才计划，期望能推动基础研究以及学术顶尖人才培养；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和纳米技术等。

但是，具体分析国内措施的落实，却发现与日本很不一样。比如，在科研经费配置上，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配置资源，一些在高校、科研院所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者，可以方便地获取课题项目，而且，学术等级思想也十分严重，一些有学术头衔者，在学术资源的配置中处于强势地位；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重立项轻结果，普遍流行的说法是“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科研人员申请项目，要填写大堆表格，谈科研思路设计技术路线构思创新性成果，而一旦申请到手，往往便转给研究生们操作，甚至就放置一旁，等待课题结题时从他处搬来“成果”交差，所谓拿了经费不出活；在具体科研活动中，重利益轻尊严和声誉，科研中还有“五同”现象，即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定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整个过程，全是“资源”作怪，许多人在乎的是经费，以及经费怎样变现到自己口袋之中，却不顾学术尊严、学术声誉；在学术评价中，流行数字指标，看重经费数量、论文数量、专利数量，由此使学者普遍陷入经费焦虑、论文焦虑，成为“学术民工”，挣“学术工分”去兑换工资。所以，随着科研投入增加，国内科研氛围却每况愈下，许多学者的学术追求日益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