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沧桑》观后感—从莫尔之死看“学者良知”

坚持真理，勇于担当。对党和国家而言，让学者发表意见，不是作秀，更不是培养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在集思广益中优化各项政策和决策。对学者而言，发出不同声音，不是超越时代，更不是赚取那种廉价的“独立学者”名头，而是用理论指导实践，以知识匡正偏差。

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电视系列片《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开篇以夺目，前几集好评如潮。第一集《乌托邦岛》有一个细节让人过目不忘，令人慨叹不已——

1534年，《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因反对国王亨利八世成为英国最高宗教领袖，被捕入狱。临刑前，莫尔与前来规劝他的诺福克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诺福克说：在英国，谁不服从国王，就没有好结果，我怕你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莫尔回答：“我已经再三考虑了，自由的代价的确很高，但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不久，莫尔被处死。

莫尔慷慨赴死之时留下的那句话，至今振聋发聩：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何谓学者？莫尔的选择启示人们：学者非独谓饱学之士，有人类良知、能担起时代重任者，方配得上“学者”这一神圣的称谓。

从古至今，像莫尔一样有良知的学者，中外绵延不绝。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有两处用典：“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国三位亲兄弟太史和南史公、晋国太史令董狐，都是据法、据实直书而不加隐讳的史官，他们展现了士人的风采：纵使牺牲生命，绝不辱没学者的良知。

当代社会，以所谓“普世价值”的担当来理解知识分子使命，遂有“独立学者”一说。所谓“独立学者”，标榜者宣称，特指那些不隶属于任何官方、高校或法人机构，具有一定水平的专业研究人员，他们享有职业自由，更表现为思想独特而纯粹，不以某组织利益为研究导向。

其实，这种标榜只能是一厢情愿，纵观古今中外，哪有超越时代的学者呢？要想成为“独立学者”，除非生活在真空里。莫尔不是，太史简、董狐笔也不是。他们追寻真理，为理想献身，是为了让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更美好，而不是拽着自己的头发硬要超越那个特定的时代。

不超越，并非不参与，更不意味着不担责。以抗日战争为例，那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不少大名鼎鼎的一流科学家殚精竭虑地为抗战操劳。严济慈全力从事军需用品的研制与开发；青年化学家邢其毅听说新四军急需药学人才，历经艰辛投奔新四军，一边教书一边制药；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和他的学生熊大缜亲手创造了地雷战传奇。

不为虚妄的所谓“普世价值”遮望眼，新中国诞生初期，才涌现出一大批从国外毅然回国的学者。诸如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梁思礼、侯祥麟等等，他们义无反顾的选择，从根本上促使中国科技的发展历程彻底改观。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成果，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和产业的诞生，让新中国面貌为之一变：国家实力提升，国人志气大长。

不为虚妄的所谓“普世价值”遮望眼，新中国成立以来，才涌现出一些坚持维护学术尊严、敢为真理献身的学者。马寅初以《新人口论》首倡“计划生育”，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坦然处之：“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水利专家黄万里一生坚持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正是由于倾听了许多反对意见，这两项工程才能最大限度地扬长补短、减少失误。

今天，当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临近的历史关头，一个现实问题萦绕于怀，每一个胸怀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作出回答：学者何为？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些空头的赞美和空洞的论证，显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只有投身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以改造主观世界的丰硕成果，持续加快改造客观世界的步伐，才不负党和人民的期盼。用知识和理论为中国梦献计献策，学者们职责所系，责无旁贷。

坚持真理，勇于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满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正在释放越来越多的正能量。对党和国家而言，让学者发表意见，容忍不同声音，不是作秀，更不是培养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在集思广益中优化各项政策和决策。对学者而言，发出不同声音，不是超越时代，更不是赚取那种廉价的“独立学者”名头，而是用理论指导实践，以知识匡正偏差。能有真知灼见，善用自身所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不负学者的神圣名号。

莫尔倘若地下有知，当为有良知的学者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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