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制度改或不改都很难（2）

“民主信仰”成了危机的受害者

面对西方目前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民主信仰”成了金融危机后的一个受害者。改或不改都很难的事实所揭示的，正是西方政治制度的问题。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发表的《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发出疑问：是不是现代民主无法提供一个解决当今问题的政治机制？

西方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选举政治。为了赢得选举，各政党往往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竞相向选民作出不切实际却能讨好选民的承诺，这样的招数屡试不爽。在选票至上原则主导下，政府被选票绑架，受制于短期民意和舆论，很难推出触动选民既得利益的改革举措。短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痼疾，“短期效应凌驾于一切之上，催生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市场、政治和媒体无一例外”。美国《新闻周刊》载文说：“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病是：它不能为了长远利益而将短期痛苦强加于人。”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此：为迎合选民，历届政府都只管“点菜”，却不管“买单”，不断推高福利，最后走上借债度日的赤字财政；明明是寅吃卯粮、债台高筑，但是在改革可能导致政府下台的压力下，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久拖不决，以至于积重难返。明眼人看得很清楚：西方国家现在是在吃老本，吃它们上百年来积累下的老本。但老本总有吃完的时候，真到了最后“买单”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刊文认为，经济危机使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不仅质疑自己的经济制度，而且“怀疑自己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包含严重的、可能无法修复的缺陷”。美国著名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最近为《外交》杂志撰文，质疑美国的政治制度到底能不能确保为应对危机而进行的改革取得成功。曾当选《科学美国人》2002年美国50位最重要预言家的劳伦斯·莱西格教授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陷入一场严重危机。《德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则直言，债务危机或致欧洲民主制度崩溃。盖洛普民调显示，54%的美国受访者在诚实和伦理标准方面给予国会议员较低或非常低的评价，名列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的汽车推销员相差无几，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人对民主制度渐渐失去了信心”。欧洲民众同样因为执政党施政无方、丑闻不断、乱象纷呈而感到失望。意大利最近的民调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公众对本国执政党的信心在4%到10%之间徘徊。 

虽然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引用了肯尼迪总统的名言——“宪法并未让我们成为权力的竞争对手，而是共同进步的伙伴”，但事实上，民主、共和两党恶斗几乎让美国政府瘫痪。第112届美国国会成为数十年来通过法案最少、最无业绩的美国立法机构。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也就民主政治体制“效率低下”提出反思：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福山提醒说，不能忽视的是，我们“成立政府也是为了发挥作用和作出决断”。

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幻灭，让欧美民众越来越多地利用街头政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示威民众不仅提出“反紧缩、反削减、要就业”等经济社会诉求，还打出了反对政党勾结、变革现行政治制度、实施真正民主的旗帜，强烈表达他们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不满。在非洲、拉美、中东和原苏联地区，西式民主近年来也在衰落。有人认为原因在于它未能促进经济繁荣，也没给民众带来福祉。也有人认为，“代价昂贵”是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尤其是亚洲衰落的原因，因为民主通常意味着争论不休、举棋不定、效率低下，而且需要拿繁荣作代价。

2011年，比利时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没有与时俱进提出批评：“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而且，“这决不仅仅是比利时的问题。”

在西方民主制度遭遇“信仰危机”的同时，很多西方学者、政要、商界人士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风险投资家李世默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指出，如果中共十八大的战略规划能够一一实现，那么有朝一日2012年就可能会被视作是一种理念的终结，即认为选举式民主是唯一合法和有效的政治治理制度。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明白，民主并不能解决它们所有的问题。对于它们来说，中国的例子是重要的。“中国模式的成功确实表明，只要符合一国的文化和历史，许多政治治理模式都可以成功。中国成功的意义不在于向世界提供一种替代模式，而在于展示其他的成功模式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