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享中国梦 共筑中国梦

同享中国梦 共筑中国梦

摘要: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形成这样的政治文化,需要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但是,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

编者的话: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三大战略支撑点,共同构成实现中国梦的路径体系。其中,道路是根本,精神是纽带,力量是保障。走中国道路,中国精神才能焕发时代生机,中国力量才能凝心聚力;弘扬中国精神,中国道路才能开拓发展,中国力量才能经久不衰;凝聚中国力量,中国道路才能步履坚定,中国精神才能朝气蓬勃。道路、精神、力量有机一体,相得益彰,共同托起中国梦。

为深入阐释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和实现之路,特编发相关理论文章。

 

历史是中国道路的最好注解

武 力

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是上述论断的最好历史证明。辛亥革命以来100多年的历史说明,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因为它们能够解决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富强和复兴问题,能够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

新民主主义结束了中国100多年的苦难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么随后的70年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对西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学习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陷入困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中国状况并未好转。尽管当时很多国人都将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视为榜样,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一战后“巴黎和会”出卖中国权益的行径,更推动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省和寻找适合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之所以对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实现手段和设想的制度,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痼疾,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超越西方,通向公平、正义、富裕的道路。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是必须完成民主革命。一生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也认识到,“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所谓的俄国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就担负起了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两大政治前提。

社会主义突破了中国的“贫困陷阱”

新中国成立时,100多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残破,吃饭都成了问题,更遑论积累资金用于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国内人均GDP仅为119元人民币,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

为将极为有限和非常分散的农业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加快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确保高积累的体制,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正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因此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保障了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了最大限度。从“一五”计划开始,集中力量进行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通过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并建立新的基础产业,同时设立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1958至1965年,相继设立了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1966至1978年,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钢铁工业、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经过20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国快速发展

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失误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正如邓小平在1977年12月尖锐指出的那样:“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 1980年4月他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因此,迅速改变人民生活贫困的迫切愿望,特别是打开国门看世界,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突破传统思想束缚、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很快就突破了前3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经过改革开放新时期30多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转型,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可以“与时俱进”并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并获得共赢,而且还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葛立新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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