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改我们的文风

在我们工作中，文字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载体，而这个基本载体现在毛病不少。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曾经批评当时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我感觉，我们现在的文风比那个时候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一些问题比那时候还严重。有些文件、文章拿过来，想找些有针对性的话、有用的话，很难。人们往往不是从前往后看，而是从倒数第二段或第三段开始看，因为往往讲到这里才是讲问题的，而前面占了主要篇幅的大多是些大而无当、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举一个例子，现在下级评价上级的讲话，无论是评价总书记的讲话，还是评价某个支部书记的讲话，一律“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思想深刻，高屋建瓴，有很强的现实性、政策性、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什么叫“高屋建瓴”？我估计许多经常用这个词的同志自己也不清楚。

文风实际上是思想作风，是党风在文字工作中的体现。如果文风没有活力了，实际上是党思考问题的水平、方法出了问题，党的活力在丧失。毛泽东在抗战时期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党内整风，整风当中又把反对党八股作为重要问题提出，为什么？如他指出，是因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藏身的地方。我们现在的文风，实际上也给党内各种消极现象、不作为现象一个防空洞。比如我们现在几乎每篇讲话、文章都要强调抓落实，一般说“抓落实”已经不够了，还要“切实抓落实”，还要“切切实实抓落实”，已经到了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的地步了！为什么还不能落实？原因之一是这个文风就是虚夸之风，就是不利于落实的。“切实”太多，本身就说明你没有信心落实。我们统战工作的职能，决定了我们既要研究理论、政策，也要承担大量实务。无论是“务虚”还是“务实”，都是为了帮助中央处理现实重大问题。所以要特别倡导实实在在的文风，而不要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搞到我们的文字工作中来。

我们所要求的文风、文字是什么样的？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为实际工作服务。各种不同文体对文字有不同要求。诗歌要合辙押韵，读起来好听；小说要见人见景，栩栩如生。而我们中央职能部门的文字——大家回家以后写什么那是你们的自由——应该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为了推动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完成，而不是为了抒发文采，展示作者才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字必须反映实际，以解决问题为要旨，避免坐而论道，避免把时间精力弄到概念、词句、提法的新奇上，文章架构的工整上。如果行文之中有好词好句子涌出来，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离开实际工作的需要，专门在概念、词句、提法的出新上打转，那就会贻误工作。如果作者才情泉涌，涌得太厉害无法克制了，建议到文艺刊物发表，而不要涌到党的文件上来。可以写诗填词嘛，你越工整、越对仗，平平仄仄都搞上，那才是高水平，但这不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文字所需要的。毛泽东是文字大家，他的诗词的风采，很难有人企及。但是他在讲工作的时候，文字是非常朴实简明的。中国古代对文章功能的理解是“文以载道”。“道”就是真理，真理是朴实的，因此载道的文字也应该是朴实的。我在李瑞环同志那儿工作过，他曾送给我一副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是他练字的时候写的，我感觉非常好，他就加上题款送给我一张。在他看来，好文章的标准是什么呢？简、浅、显。我理解，就是不要故意把问题在表述上搞得过于复杂、玄虚。问题本身可能是复杂的，但是在文字表述上一定要让人易于懂，易于明白。

第二，要打破僵化刻板的文风的束缚，还文笔以自由。不知道是起于什么时候，我们机关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越来越讲究排比、对仗、工整、四六句。很多的文章，包括一些领导讲话、权威报刊的理论文章，文内第一层次标题不管相隔多远，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语式甚至到字数都是对应的；然后第二层次标题换个排列方式，又都是对应的；如果有三层、四层标题，仍然是对应的，规规矩矩，板板正正，像是小学生造句作业。至今一种常见写法，XX是目标、XX是任务、XX是窗口、XX是桥梁、XX是纽带……下了一番苦功，但透着一股陈腐气息。这种写法，不是以内容的需要来摆布文字，而是以文字上下前后工整的需要来裁剪内容，合之则留，不合则去，结果思想得不到伸展，观点得不到阐述，统统被割裂得七零八落。这种文章给读者留下的只是一个刻意雕琢的词句框架，很难留下深刻的思想启迪。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你们去找找看，四六句儿、工整对仗，一层标题二层标题三层标题格式高度一致，我是没找到。毛泽东多少还讲点儿文字的风采，邓小平连这个都不讲，干脆就是直说，“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拿最土的话来说明最深刻的道理。但是，你不要说他没有文采，简朴、明快、透彻，这本身就是一种文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文字工作要为实际斗争服务的一种精神的体现。我们要的文采是这种文采，而不是蓄意在文字上过分雕琢的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