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具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模式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是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推动下，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方面与探索社会责任实践模式层面都处于领先地位。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的意愿与行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企业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企业日益面临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冲动。外部压力主要来自社会公众期待、非政府组织推动、法律法规强制、伦理规范以及社会舆论施压等。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所承受的外部压力越大，企业必须履行与其社会经济权势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内部冲动主要来自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利益相互兼容的潜在可能性，如企业能够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改善雇员关系、提升企业声誉、改善政府关系等。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企业被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纯粹经济组织，关注与解决社会问题应该是政府的职责，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传统主流企业社会经济功能观的颠覆与超越。现代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发展壮大而产生。早期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体现为自愿自发性的社会公益行为，如钢铁大王卡内基1911年创立卡内基基金会以“促进知识的增长和普及”，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于1913年设立洛克菲勒基金会以“改善全人类生活”。

在经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贝利—多德论战”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戴维斯—弗里德曼”论战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日益面临来自消费者组织、工会、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等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企业不得不履行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同时，在这些社会利益集团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美国通过了大量直接以约束企业行为为核心内容的专项法律法规，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演变成为法律法规所强制承担的义务。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企业社会责任突破发达国家界限，并在针对跨国公司的“反血汗工厂”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其主要标志是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企业行为准则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部生产守则是跨国公司根据自身特点制订的自我约束性质的企业行为准则。1991年，美国大型牛仔裤品牌商Levi Strauss制订世界上第一份企业生产守则。耐克、沃尔玛、阿迪达斯等著名跨国公司也相继制订生产守则，并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生产守则在全球供应链的实施。内部生产守则的内容大体集中在消除童工、禁止歧视、废除强迫劳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等基本劳工权利以及工资、工时、职业安全、社会保险、员工福利等生产条件方面。

外部生产守则是由民间或国际机构等制订的“社会约束”性质的企业行为准则。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行业行为准则，这类准则一般由行业组织或领导性企业联合发起成立，如欧洲“洁净衣服运动”（CCC）发起的“成衣业公平贸易约章”，惠普、戴尔、IBM、思科、英特尔、微软和索尼等公司发布的电子行业行为守则（EICC）等。另一类是通用准则，一般由国际组织制订，适用于所有行业与地区。如社会责任国际组织的SA8000、联合国全球契约、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社会责任标准ISO26000等。

尽管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对我国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一些发达国家借助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实行贸易保护，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等。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观念逐步通过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传入我国，并逐步得到社会公众认同。2006年，我国《公司法》修订案在其总则第五条中明确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国内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步入发展新阶段。此后，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上海、深圳、杭州等各级人民政府纷纷出台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政策。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是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推动下，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方面与探索社会责任实践模式层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12年，近90%的中央企业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并建立专门的社会责任管理部门，全部中央企业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明显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也在探索社会责任实践模式方面取得成效。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能够将社会责任与自身资源以及能力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如建筑施工类国有企业在灾害救助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移动通信类国有企业为消解城乡数字鸿沟作出贡献，旅游服务类国有企业通过开发西部旅游项目援疆援藏等，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责任实践模式。

（作者系广东工业大学经贸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