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美国政治文化冲突的思想诊断（3）

罗杰斯具体分析了在这种范式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观念。在政治学领域，以“理性选择论”闻名的政治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和提出“寻租偏好”概念的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Anne Kruger)都认为所谓的公共利益不过是由国家塑造的虚幻目的，真正的社会行动和选择权应该交给个体和各自所属的压力集团，这正好与保守派提出自由选择的口号不谋而合。在社会学领域，这种从“体系”到“个体”的转变也甚为明显，罗杰斯以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论转向为例做了分析。在历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罗杰斯详细介绍了新左派史学的思想和方法，诸如汤普森(E. P. Thompson)和英国文化研究的路径及欧陆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如何与196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领域出现的碎片化和解体化趋势相联系的。罗杰斯还分别论述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福柯(Michel Foucault)、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reetz)三者的学说对美国学术界价值观的深远影响。罗杰斯认为，三者对社会权力的解构和他们的后现代言说风格，整体改变了美国学术界对学术话语的认识；权力的观念变得具有流动性、渗透性，自然也就更容易产生不确定性，进而引起争议。[12]

简而言之，罗杰斯通过对市场和权力两大概念此消彼长及其内在结构和表现形式的学理分析，试图从历时性的角度勾勒出这两大话语及其使用状况。作者尖锐地指出，正因为两者在表达形式上的共通性，都偏好在微观和个体层面进行话语争锋，使得原本就具备相当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因学术界的话语介入而呈现更为复杂的态势。保守派得以借助重拾话语权而展开“文化战争”，其成因即在于此。

三

在第四和第五章中，罗杰斯聚焦于族裔认同、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思潮等在“文化战争”中被广泛涉及的争议性话题。

首先是非裔美国人面临的问题。20世纪下半叶，非裔美国人积极参与民权运动，自身的政治社会地位得到较大改善，其政治斗争策略也从原先的抗争性运动转向跻身主流政经领域以获取成功。客观而言，新生代的非裔学者和知识分子逐渐在美国文化知识界站稳脚跟，加之高等院校纷纷创建非裔美国文明研究项目，似乎都预示着非裔群体不断融入到了美国的主流文化之中。

然而，1980年代非裔群体愈来愈强调的族群认同策略，开始成为与白人群体之间隔膜的肇因。从功利政治的角度观之，非裔政治家强调历史记忆创伤的重要性，强调黑人贫穷的社会根源，藉此捍卫包括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政策的正当性和长期性，颇有其内在的逻辑合理性。但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族群认同，反过来激发了白人对“反向歧视”的不满。右翼保守派充分抓住这个机会，把马丁·路德·金有关无肤色差别(Colorblind)的口号攫为己用，将之巧妙地杜撰为对个人权利平等的呼吁，恰如1984年传统基金会的一份内部报告所体现出的那种斗争情绪，“20年以来，我们争取的就是民权运动中的话语”。[13]在保守派的鼓噪下，这种话语转变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向右转的趋势中，在涉及有关工作机会、入学资格、教育公平等容易引发争议的地方，最高法院已然从沃伦时代的积极赞许过渡到伦奎斯特时代的严格审查。[14]

罗杰斯着重考察了非裔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少非裔知识分子出于自身利益的纠葛而对“反向歧视”话题不以为然，不希望从发展的眼光来审视种族含义的消解。罗杰斯以有影响力的非裔学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为例，论述了他如何从早先的文学形式主义立场批判非裔的自我中心化和隐喻化倾向，转变成为现今捍卫非裔文明坚固论的附议者。罗杰斯认为，在盖茨转变的过程中，政治和学术利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5]罗杰斯颇为忧虑这种将族裔身份固化的后果：美国社会学家在1970年代曾津津乐道的美国“种族意识日渐消亡”的观点，或许将失去在现实社会和学术圈立足的根基。

与坚守文化内核的非裔群体相类似，美国女权运动在1960年代的风云激荡后也日益走向形式和内容的断裂。以“我们”(we)为口号的集体诉求不复存在，被愈来愈多样化的群体“差异性”(difference)取代。原本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的涌入，如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群体、新外来移民等，加深了女权运动在内部利益和表达立场上的冲突。转投学术界的女权主义者则在强调社会性别差异的口号下高举“学术斗争”的旗帜，在很短时间内把性别问题打造成研究热点，但亦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界内部有关学术霸权的争议；一些女权主义者刻意强调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的政治正确性，也不免引起部分学者的反弹。以写作《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闻名的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正是因为对此现象持批判态度而受到部分公众和保守派的青睐。罗杰斯感慨道：“当评判学术作品的指标变为衡量其内容和方法是否带有性别歧视时，学术商榷也就走向了言辞之争。”与此同时，保守派从道德虚无主义的角度批判美国大学学术质量的下降，一些保守派知识分子更是直接借用“差异性”理论与女权主义学者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在公共领域中充斥着这类抽象而晦涩的词语，其效果可想而知。在一个“推崇大众隐喻的时代，以各自不同的企图来寻找位置”的话语权之争，能否真的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坚守和进步呢？罗杰斯对此表现出深切的忧虑。[16]

在第六章中，作者回归有关美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议题，具体描述美国学界关于社会断裂的两种视角、理论路径和现实讨论。从政治理论出发，罗杰斯以政治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为分水岭，论述了呼吁通过再分配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张在1970年代后期如何陷入迭遭质疑的状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State and Utopia)中提出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正义诸领域》(Spheres of Justice)中捍卫的多种社群及其正义边界的主张，其共通之处都在于质疑和抵制国家力量对公共生活的入侵，强调“地方化”、“小型化”、“多元化”和公民行动(civic action)的社群主义理念受到追捧，宏大的整体性公民协商共同体被视为制约社会行动和公民美德的原罪。[17]罗杰斯以1980年代以来关于资助美国贫困阶层的问题为例，说明这一领域已不仅仅是对社会政策的利弊权衡，而是成为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冲突场域。[18]作者还围绕美国教育领域中的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和择校现象，透彻地分析支持和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两派如何在具体政策上纠缠不清，以致出现政策多次逆转的怪异现象。[19]1990年代末以来，有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讨论逐渐走红，成为学者反思和重估公民社会政策的出发点。但罗杰斯颇为尖刻地指出，把所谓的信任进行量化和评估的举措，其背后的逻辑实质还是以微观自由市场为出发点，这也解释了哈佛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出版后学界和公众评价该书时显现的两极化现象。总之，尽管罗杰斯认为美国人对待社会的整体理念并没有完全消亡，高高飘扬的星条旗和爱国主义行为通过媒介化的表达仍然可以高度加强美国民众的团结，但建构这种团结的基石是不牢固的、断裂的。[20]

在第七章和结尾部分，罗杰斯试图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近30年来的美国社会思潮。借用里根当年访问中国，并在复旦大学演讲中提出的“历史是一条河流，我们能够驾驭并选择航向”的隐喻，罗杰斯点出了当代美国政治精英和公众掀起阅读历史著作热背后隐现的立场偏好。在纪念诸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美国独立革命、宪法和第一修正案的原始含义，以及美国内战的起因和结果等方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诸多历史话题的泛政治化倾向。里根时代恰逢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权剧变，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在传媒领域喧嚣一时，保守派亦为里根时代的神话找到了合法性的奠基石，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及其学说也激起了公众通过技术解放个人的强烈渴望。[21]罗杰斯并不否认重述历史的积极意义，但质疑如果“抛开宏大叙事和情绪高涨的爱国主义话题，这种共识能够坚持多久”。在经历了1990年代“文化战争”的高潮后，九一一恐怖袭击为重新凝聚美国精神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但罗杰斯遗憾地发现这种趋势仅持续很短时间就宣告中断，所谓的国家意识、容忍对个体自由的限制、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很快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土崩瓦解。[22]市场化和自由选择的口号再次回归，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呈现出新面貌。无论是首位非裔总统奥巴马曾经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修辞风格，抑或是茶党这样号称源自美国历史传统的激进社会运动，还是占领华尔街的左翼学生想表达的那种社会愤怒，都能从时代的断裂特性中找到答案。[23]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脍炙人口的名言，或许能够形象地概括罗杰斯对当代美国社会思想状况的看法。事实上，全球化时代的思想与概念流动早已超出地理和民族国家划定的边界而日趋扁平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让各种思潮的交流更为迅捷和敏锐。因此《断裂的年代》描述的状况绝非美国所独有，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