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美国政治文化冲突的思想诊断（2）

二

为了能紧扣书名中“断裂”一词的寓意和所指，罗杰斯首先用三个章节的篇幅详细论述了美国冷战话语的衰落、市场与权力两大概念的崛起与分解的历史过程，勾勒出美国话语权势转移背后的历史成因。在第二部分，作者则用四个章节，以具体的社会议题和学术著作为切入口，对权力和市场两种话语相互之间的影响做更为细致的分析。结尾部分探讨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社会思潮的新动向。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意识和责任理念的强弱，集中体现在历届总统演讲修辞风格的变化中。罗杰斯认为，总统修辞的风格体现为宣扬美国的国家使命、强调历史紧迫感，以及公民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在卡特时代，这种修辞出现明显转向。卡特本人的基督教福音派背景，加上1970年代全球能源震荡和经济滞胀对美国公众形成的冲击，加速了这种趋势，“总统的责任观从应对社会和国家的挑战，变成对于个体自我的坚守。总统不再成为领导公众的领袖和政治家，而更像是扮演信仰道德准则的一名布道者”。这种趋向在里根身上得以充分展现。和其他观察家一致，罗杰斯认为里根是杰出的政治演讲家和媒体宠儿，他的发言极具感染力，某些辞句令人印象深刻。但通过文本分析和援引曾为里根起草演讲稿的幕僚的追忆，罗杰斯揭示了隐藏在里根修辞背后的重大转向：比喻和象征化的语言取代了对实际问题的陈述；喜好从美国历史典故当中寻找答案，并赋予典故极高的道德地位；有关责任、牺牲等话语从演讲词中完全消失，国家与个体之间的边界被巧妙地模糊与合并。这种策略极大地满足了美国保守派的心理需求，里根时代的神话也由此矗立。罗杰斯指出，里根本人实际上无法为美国步入后冷战时代提供有效的思想贡献，诸如“邪恶帝国”、“美国旭日”等媒体传诵一时但缺乏深刻含义的短语，不久后也被公众所遗忘。然而，因此兴起的保守派思想运动和大范围内的公共辩论，是里根时代留给美国政治影响至深的遗产。[6]

在第二章，罗杰斯分析了有关“市场”(market)概念的再发现。众所周知，以市场为核心概念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1980年代极为盛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被以微观经济学分析为主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所取代。这种转变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结构性矛盾、社会保障体系运行的缺陷、金融资本流动及全球化兴起等因素。但罗杰斯指出，1980年代市场概念的兴盛并非仅源于经济学本身的探讨，而是把市场的概念推向抽象化(abstract)、理念化(idealized)，并且在公共领域将市场概念加以神话。“市场概念最受追捧的时刻，绝非是推行市场化经济成功的时刻，而恰恰是赤字经济最为糟糕的阶段……这构成里根时代最为矛盾和荒谬的地方。”[7]

罗杰斯就市场神话的崛起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

第一点来自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倡议。货币主义与市场意识形态始终存在复杂的关联，但货币主义并非真正反对管制，其施行和贯彻仍然需要美联储这样的联邦管制机构，在1980年代初滞胀问题困扰美国经济学界时，弗里德曼在智利治理高通胀的经历让决策者视其为纾解困局的合适人选，保守派基金会和右翼媒体的宣传造势也让弗里德曼声名鹊起。

第二点来自学术界自身的范式转移。罗杰斯列举了以探讨社会成本和公司治理而著称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以法律的经济学框架分析而为国人熟知的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和以经济规律的社会学分析而闻名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理论贡献，指出此三者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想化状态之上。无论是科斯定律推导出的产权激励效应、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还是波斯纳的效率最大化假设，其命题都是“个体利益最大化能推导出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而政府的干预和介入反而会使市场长期失衡。在这种学术视角的支撑下，原本以收入增长和社会整体均衡为目的的宏观经济话语自然处于劣势和失语的境地。[8]

第三点则归功于所谓的供应经济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的兴起。这批人由美国的社会批评家和媒体人士构成。他们对民主党政府的高税收政策不满，提出在不减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施行减税将有利于经济的重新复苏。供应经济学派得到保守派基金会和思想库的倾力支持，直接影响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供应学派提倡的企业家精神和利他主义式的减税观点，也再次强化了市场的象征意义。罗杰斯不无反讽地指出，在供应学派最受追捧的时刻，美国的联邦赤字和失业率始终未能下降，同时期的税收也没有大幅度削减，但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已然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社会作为整体被削弱并最终降至微观的层面，市场的字眼愈来愈走向抽象和概念化，开始不断渗入到社会议题之中”。罗杰斯举了一个隐晦的例子，1992年，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的第一部分从宏观经济学悄然变成微观经济学，“这是自1948年该书首版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动”。[9]

沿着对市场进行分析的脉络，作者在第三章中对里根时代的权力(power)观念展开剖析。与市场不断被神话相逆的是，权力观念在1970年代走出了一条不断衰退和被污名化的轨迹。这里的权力意指战后美国政经各界对政府、企业组织、社会三者间融合互补，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共识。罗杰斯以新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为例，指出“他从偶像位置跌落的过程，是后萨缪尔森时代经济学转向的标志，即从有关制度和组织的权力分析改为对效率和均衡的追求。‘权力’的概念被认为不合适、反市场”。[10]保守派亦将这种权力观与政府等同起来，指责权力所需的一致性和服从扼杀了西方社会的自我创新能力，阻碍了个人能力的展现。

但权力观念的式微并不意味着代表权力的社会存在的消亡，权力的观念是以一种解体后分裂、离散化、渗透式的形态进入后冷战时代的。罗杰斯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复杂。除了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和劳工运动陷入低潮等因素外，新出现的专业阶层开始热衷于对权力的追求。这个阶层与以往社会学家所描述的传统白领的区别在于，他们成长在战后物质充裕的年代，接受过1960年代反正统文化的洗礼和1970年代激进环保思想的熏陶；他们敢于对政府权威进行抗争，批评美国主流价值观，提倡多元价值论，善于利用媒体来扩大影响力。新保守派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讽刺新阶层“并不会‘控制’媒体，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媒体”，道出了新专业阶层以掌握社会话语权为荣的群体特征。[11]与此同时，新专业阶层开始进入高等教育界，在提倡学科范式转移和跨学科研究的口号下，也在改变美国学术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