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从1952年1月中旬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所谓“老虎”是当时对贪污犯的通称。当时给“大老虎”定了六条标准: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且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
毛泽东同意六条标准。1月23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2月4日,他又在《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做预算定指标,多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这正反映出毛泽东的焦虑的心情,这种心情正来源于他对新生的国家政权的担忧。正如他在一份批语中所说:“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他亲自审阅、修改、批转各地报来的“打虎”计划。如此严厉督责,全国的“打虎”斗争,这才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在送呈的报告上说:“一般财经管理干部中,有些单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贪污,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似乎“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这样不切实际的估计,当然是夸大其辞的。可是,毛泽东出于发动群众,全面展开“打虎”斗争的需要,非但不批评,反而明确批示:“这种认识是合乎事实的。”本着除恶务尽的决心,依循其一贯的“矫狂必须过正”的思路,他认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工作量尤为繁重,思想和精力都耗劳在“三反”运动上,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亲自落实。秘书叶子龙考虑到毛泽东的劳累,有意减少他的工作量,特意给值班秘书打招呼:“军队,军以下自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2月9日,工作人员还将毛泽东请到小礼堂,看了越剧电影《梁山泊与祝英台》,以让他的紧张劳累的身体,得以松弛和恢复。
“打虎”斗争已如毛泽东所期待的,被各级组织提到议事日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让到会的主要负责人自报公议,订出“打虎”指标,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如果哪位负责人说本单位没有“老虎”,那么,他就得签字具结,作出保证,然后,上级机关再专门派人复查,以此提醒各级领导勿要麻痹松懈,更不可存侥幸心理,使“三反”运动走过场。
华北军区在运动中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把打“虎”专业化,在5天的时间内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中老虎18只(五千万元以上)。他们的贪污款额总计为65亿。华北军区在送呈的报告中称,这些只是初步的材料,估计“将来挤干净时,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并且断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组织力量,突击追查。毛泽东对华北军区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国学习其经验:“华北军区过去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最近五天突飞猛进,捉虎甚多,令人振奋。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于是,全国的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打虎队”,由那些积极性极高的队员们专门负责搜寻、清查、批判“老虎”。
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即大老虎,斗争的注意力当然要引向这些部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那些用钱不多的机关,如宣传、教育机关和民众团体,就没有大老虎,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是糊涂的。他的意见已是十分明确,打虎斗争包括所有领域和单位,没有任何单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显示,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占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8个贪污,其中1个村干部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已够上小老虎。毛泽东抓住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斗争引向高潮,他说:“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这时,毛泽东的“打虎”信心更足了,立即向全国党政军党委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
“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清查真假老虎,严禁逼供信
在全国性的“打虎”斗争中,由于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自然使各单位争当先进,惟恐落后而受批评。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赶,也就免不了逼供,于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许多假“老虎”,无形中伤害了好人,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偏差。这里仅举两则比较典型的实例。
著名漫画家沈同衡时在上海市文联工作,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清水衙门”的文联,也免不了大会接着小会,白天连着黑夜,人人检讨过关。这样的疲劳战术使一些人终于熬不过去,只得主动“坦白”,以求“过关”,而这其中沈同衡是“态度最好的一个”。他所交代的金额,使他成为上海市文联的“大老虎”,可是,令打虎队头疼的是这么大的贪污金额,竟超过了上海市美协的年度经费总额。揪出“老虎”时是格外高兴,如今定案处理又缺乏证据,真正的成了“骑虎难下”。
打虎队正一筹莫展时,意外地发现沈同衡的一幅《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漫画,此画发表于抗战胜利前的重庆某报,当时中共七大已经召开。画的内容是一座七层宝塔,一人正一层一层地向上攀登。此画明明是歌颂中共七大后,中国的未来将一步一层楼,有着光明的前景。可是,“骑虎难下”的人,硬是说这幅画是反动的,是歌颂国民党的。沈同衡已被剥夺了话语权,方的被说成圆的,黑的被说成白的,于是,他又从经济“老虎”过渡到政治“老虎”,停职反省、隔离审查,继而被调离上海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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