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跨越“愤怒陷阱”（2）

在全球近二百个国家中，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的非西方国家寥寥可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能跨过转型中的“愤怒陷阱”。一旦社会中无意识的集体愤怒像野火一样蔓延，这种愤怒情绪往往把社会推向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街头革命”、“广场革命”其实并不是从一种旧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飞跃，而是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愤怒宣泄。或者，为了消解无意识的集体愤怒，政府推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福利政策，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最后引发更大的愤怒情绪以及进一步的恶性循环。

高速转型导致新旧矛盾交织

作为一个在西方坚船利炮下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中国今天遭受的社会转型痛苦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一样。但是，由于中国是在20世纪中叶经历了革命建国，继之以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又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以革命建国的国家，中国有着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具有的优势，这就是中国的自主性。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革命具有双重性，这场革命既是底层民众推翻上层社会的平民革命，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所以，中国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这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独立后仍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完全的自主性使得社会在转型中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很难在转型中溃散。这当然是中国的优势。

但是，中国的国情在某些方面又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为复杂。在经历了34年的改革后，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并不仅仅是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时的转型期矛盾，还有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这种新旧矛盾交织的现象使得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愤怒尤为强烈。

很多人呼吁进一步深化改革，但却常常把目前的问题简单化，把今天中国的问题都归结为改革不够彻底，看成是改革前30年遗留下来而今天尚未解决的旧问题。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从时间上看，从1949年建国到1979年是30年，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是34年，改革开放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改革前的时间。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存在许多严重的社会弊端，那么在34年的改革中难道没有因为改革的失误而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吗？如果说改革前30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严重错误，难道在改革的34年中就没有走过弯路而形成新的问题吗？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将会不得不承认，在教育、医疗、文化、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领域，有许多严重的问题是在近些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今天中国既有改革前30年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在34年的改革中形成的新问题。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愤怒，是有深刻历史、社会根源的。中国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道路，高度压缩了现代化转型的时间。激烈的改革在摧毁旧的社会弊端时，又催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人们极易动怒，社会极为浮躁，其实是很自然的。如果简单地把中国人不高兴、爱发怒，归结为中国的根本制度，归结为中国人的文化或素质，可能会掩盖现实的真相，从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

接续传统才能抚平愤怒

如前所述，愤怒的情绪是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是现代化进程中难以消除的社会现象。而中国作为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高度压缩了社会转型的时间，改革前与改革中形成的新旧矛盾集中爆发。这些矛盾每天都刺激着中国人，长此以往，社会心态趋于紧张，人们容易一触就跳，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火冒三丈、大打出手。

愤怒情绪虽然有其根源，但这并不等于要听之任之，甚至坐视其四处蔓延，进而波及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界、政界和媒体界的有识之士，都应该认真考虑纾解之道。

从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看，历史传统是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社会愤怒情绪的力量。西方国家在启蒙时代曾经对历史传统，特别是基督教大加挞伐。这种彻底割断历史的行为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法国大革命从反面催生了捍卫传统的保守主义。从埃德蒙 伯克开始，保守主义成为西方社会平衡激进革命思潮的强大力量。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最终都跟传统接轨，没有一个国家能跟传统决裂后转型成功。

为什么传统能够抚平愤怒的情绪？为什么历史传统能够平衡极端思潮？答案在于传统能够给社会提供一种在数百年或数千年中形成的信仰和行为规范。现代化进程虽然会打破旧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但社会最终要重建新的信仰和行为规范，而新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不可能割断历史而凭空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保守主义认为，人类文明是生长起来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

中国在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在一败再败的反抗中丧失了文化自信，中国的知识精英把失败归罪于传统文化，以至于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旧传统。这种对传统的讨伐虽然在救亡图存、发动革命中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效果，而这种负面效果在今天的社会转型中暴露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