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跨越“愤怒陷阱”

最近几年，中国人显得越来越容易愤怒。为了一丁点小事，就大动肝火的冲突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公交车上为了一个座位，可以大打出手；飞机上为了座椅背的调节，会以拳头解决；医院里患者对医疗的结果不满，会拔刀相向；交警执法，可招来唾沫和耳光；中国游客在海外动辄发飙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

有着几千年温良恭俭让传统的中国人，今天到底怎么了？是生活条件恶劣造成的吗？没有人会否认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处于有史以来提高最快的时代。那些在海外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小事闹事的游客，不大可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的吗？但这些愤怒者的发飙对象，常常都是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总不能说为了争抢公交车座位的打架事件，也是体制的落后或政府的腐败造成的吧？

对于中国社会充满愤怒情绪的现象，笔者以为，用经济决定论、体制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来解释都是片面的。要理解中国人的愤怒，必须要从转型时代的特殊性来思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后发国家易陷入“愤怒陷阱”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当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尽管是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飞跃，但通常都会引发两个很大的问题。首先，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会在转型期内集中涌现，原有的社会平衡机制在众多矛盾冲击下逐渐失效；其次，历史传统在转型中出现短暂的断裂，传统信仰和社会准则被视为进步的枷锁，被社会精英弃之如敝屣，普通民众处于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这么一种繁荣与混乱、进步与沉沦交织的时代，正是狄更斯所讲的最好与最坏、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共存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正是产生愤怒的温床。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愤怒是时代的产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产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都会经历这种阵痛。但具体到先发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却有巨大的区别。相比较而言，先发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遭受的阵痛要少得多，民众无意识的集体愤怒也远未对社会发展构成威胁。相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先发国家有以下两个至关重要的优势：

首先，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进步过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因都是来自内部。随着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西方先发国家陆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社会转型。由于这种转型通常会经历上百年的时间，各种社会矛盾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化解掉，历史传统的断裂与重建都在漫长的渐变过程中完成。总的说来，先发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遭受的痛苦和孕育出的愤怒情绪，要比后发国家轻得多。

其次，先发国家由于在时间上占有先机，可以在社会转型期把大量的社会矛盾转移到后发国家，把愤怒的情绪输送到海外。在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宗教迫害的群体输出到了北美大陆；暴力犯罪人员遣送到了澳大利亚；一无所有、但又不甘平庸的人则在全世界所有落后国家中寻找冒险家的乐园。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踏在后发国家的躯体之上完成的，前者转型中的痛苦很多被转移给了后者。

因此，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般说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被迫卷入的，其动力始于西方先发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发展过程。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直接嫁接到传统的农耕社会、渔猎社会或游牧社会上。所以，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期比西方先发国家要短得多。在许多学者看来，后发国家借助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就迅速转型，是一种后发优势。但是，缩短现代化进程时间是一把双刃剑。后发国家借助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可以后发先至，但是快速转型意味着本来两三百年陆续出现的社会矛盾会在几十年间集中爆发，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将呈现出突变状态。相比先发国家自然形成的现代化进程，后发国家这种被动的，时间上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进程给社会带来的痛苦要大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绝大部分的后发国家来说，世界上早已没有尚未开垦的新大陆，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和愤怒情绪根本找不到对象可以转移。必须承受急剧转型酿下的苦果，这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共同命运。

西方学者在解读后发国家社会转型失败时，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把所有无法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都归结为无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所有后发国家面临的是一个“愤怒陷阱”。由于后发国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下被迫转型，由于在时间上高度压缩了现代化的进程，并且只能内部消化所有的矛盾和愤怒，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承受社会转型带来的负面结果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