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增长模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国际观察，一国（区域）人均GDP处于3000美元—10000美元阶段时，既是向全面现代化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集中多发的敏感期，容易经济失调，社会失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在历经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目前GDP总量52万亿元，排名世界第二，人均GDP约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出现了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递减，比较优势逐渐弱化、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收入差距加速扩大等突出问题。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征兆。我国能否避开拉美悲剧，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普遍话题，也是当前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关注点。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仍是增长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仍是增长问题。经济增长波动是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出现的普遍现象，是否具有持续的增长能力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重要基础。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石油危机等多次冲击，但总能在增长放缓之后很快恢复增长，继续保持波动上升趋势。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虽然也在一段时期内获得高增长，创造了为人津津乐道的经济奇迹，并以较快的速度完成由贫困向中等收入的跨越，但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增长动力开始迷失，在遭受危机冲击之后一蹶不振，长期陷入增长停滞。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和韩国分别用了12年和8年，而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国至今没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高速增长中积累的矛盾问题在具有持续增长能力的经济体内可以通过增量调整的方式逐渐予以解决，而在增长停滞的经济体内则只能被迫进行存量调整，容易激发社会利益冲突，陷入“增长停滞—社会动荡—经济失序—复苏无力”的恶性循环。因此在现阶段，如何继续保障我国持续、稳定、较快的经济增长水平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持续增长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内生增长动力

持续增长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在全球化中，参与国际分工是每个经济体的必然选择。早期的欧美通过工业化推动全球化，利用工业品的贸易优势完成财富积累。近期的日、韩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机遇实现经济崛起。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在一定时期内也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差别在于，欧美发达国家和日、韩在利用外部增长动力实现经济起步之后很快寻找到并培育了自身的内生增长动力基础，从而获得持续增长能力；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长期依赖国际市场，缺乏内生增长动力，往往成为国际经济危机的最终买单者和受害者。在当今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的实质为发达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增的行业，而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减的行业，从而富国从资本技术禀赋中获益，穷国从资源和劳动力禀赋中获益。因此，我国如果不及时转换增长模式，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转移到内需市场和资本技术溢出上，仍然沉浸于人口红利和消费品、资本和技术的进口替代，经济最终将失去活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转换增长模式的关键抓手是城镇化

转换增长模式的关键抓手是城镇化。首先，城镇化是拓展我国投资空间，改善投资结构的重要着力点。我国人多地大，且城镇化滞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远未达到要求，仍有巨大的建设空间，投资仍将是我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促进增长的重要方式。现阶段，我国的基础设施投入正从长距离、节点型的交通、电力、港口建设为主转向短距离、网络型的城镇内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主，前者更适合政府投资，而后者则有更多的社会投资空间。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我国的投资结构，优化投资效益。其次，城镇化是激活内需，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载体。内需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被迫只能过度依赖出口。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可以有效带动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同时通过提高消费结构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减小高能耗、高投入、低产出产业比重。最后，城镇化是推进二次改革、重建社会公平的重要突破口。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内生增长动力能否形成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城镇化本身即是一个由农业社会结构转向城市社会结构的制度重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适时推进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为重点的二次改革，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重建社会公平，为培育内生增长动力打下社会基础。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