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如何避免走“工业化老路”（2）

担忧：重走工业化老路

“过去，在工业化阶段，中国走得比较急。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一看发达国家有，我们就开始布局。在上海，纺织厂从一棉到二十一棉，很快‘一’字排开，看起来很对，但时间一长，糟了，因为有些地方搞纺织，会比上海好得多。这样，纺织厂就变成了包袱。”周其仁感叹道，过去搞了很多类似的国家定点工厂，后来都不了了之。

周其仁认为，工业化的教训至少有一点要吸取：政府是铿锵有力的，政府也有很大的信心优势，有高质量的官员和专家系统为其服务，可以把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包括正路、弯路都看明白。但是，政府来主导这个过程时，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可预见的，一旦出现错误，会造成很大浪费。

事实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种浪费已经开始显现。

周其仁指出，过去20年间，进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大概占到了总流动人口的45%，很多大城市不堪重负，“即便户口不开放，人还来啊”。与此同时，很多县城和新兴开发区拥有很宽的车道，各式各样的地标性建筑，但是没有人气。

“政府主导，很强硬，非常硬。比如我是县政府，我要造个城，但我造了城是不是有人来？不一定！人往哪里走，跟政府在哪里修基础设施有可能是不吻合的，一旦对不上，浪费就大了，两头都有浪费：大家都要去的地方投资不足，老是堵、老是乱；同时，一些地方修了很多东西，花了稀缺的资源，但是就没有人去。”

周其仁向记者表示，“讨论城镇化一定要知道一点：城镇化是有客观规律的，它不以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人往那儿流动是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敬畏之心。不能说，我反正有权，我今天做个规划，然后‘乒乒乓乓’就去实施，政绩就出来了，过几年我就升了。”

办法：引入市场机制

“现在，如果要走城镇化道路，首先有一个问题要提给全社会，提给政府、专家和企业：过去不让人流动时，国家有一个布局；现在，人们可以外出打工，年轻的学生可以自己找工作，大家双向选择，这时候人们会如何流动？这里有什么规律可循？”

“我们行政系统是比较硬的，处长上面是副局长，副局长上面是局长，城市也是有级别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首先得学习。因为人口往哪儿流动，公司往哪儿搬，项目往哪儿摆，他们到底聚到哪里，这是很大的一门学问。”周其仁说。

周其仁认为，应该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商人是追逐利润的，但是获得利润的前提是要满足消费者。市场灵得很，它通过相对价格，让不完全知道的事情变得相对容易知道。”周其仁认为，人往哪儿去，市场会有信号出来，一定要根据信号来做决定。

关键：政府要多向市场学习

“红利这个概念，现在很流行，但是红利是什么？红利是满足了消费者以后，消费者返给的奖励。所以，要获得城镇化的红利，首先一条是要琢磨透人到底要什么，并不是说你有钱有权就可以搞个城市，然后把人圈在里头，国王都没有这个能耐！”周其仁说，政府要尊重这个道理，“只有先得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获得红利。

周其仁强调，政府现在不能完全靠长官意志，要加强和社会的互动性，多向市场学习。“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是政府做的，但是政府也在招标，请很好的规划公司来做，这个苗头已经有了。还有，一些政府注重规划的开放性，面向社会，听取各方的意见。但是，对于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城镇化，需要让这种新的体制机制成长得快一点”。

城镇化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周其仁认为，两方面的作用都要有：对政府而言，要多向市场学习，要注意市场的信号，否则就会出现盖了房子没人买，建了工业区没项目去的尴尬；同时，对于市场和企业，也要知道城市建设跟单一的项目和投资不同，它有很大的外部性，企业的一个行为会牵动包括公众在内的其他因素，整个系统都会受影响，因此，城镇化也不完全是商业利益可以主导的。

周其仁认为，应该倡导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即公私合作，共同参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政府要注意从市场、商人和市民那里吸取信息。同时，私人的事情也要注意其外部效果。“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讲穿了，就是要从制度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众参与、扩大市场经济。”周其仁说。（记者 白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