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确的态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原编者按】黄克诚将军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屡经坎坷，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批判、打击，甚至被撤职和降级，但始终保持刚直敢言，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黄克诚传》记述了黄克诚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次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现在读来仍有新意。

1980年11月14日至29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小礼堂召开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三次座谈会。会议由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主持，各省纪委书记、中央各部纪检组组长共一千多人参加。会议传达讨论了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讲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会讲话。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因病没参加会议，也没准备到会讲话。

会议开了十多天后，11月26日早晨，黄克诚一起床就把秘书丛树品叫到身边说：“请你给鹤寿同志打电话，我要参加会议，讲讲话。”讲什么他当时没对秘书说。秘书拨通王鹤寿的电话，转达了黄克诚的意思。

27日上午，黄克诚在会场一出现就引起与会者的注意，有的人感到惊奇。会议开了十多天了，他一直没露面，今天怎么到会了呢？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讲啊！

王鹤寿宣布：“今天黄克诚同志来参加会议，现在请他讲话！”黄克诚要讲什么，王鹤寿事前也不知道。大家立刻静了下来。只见黄克诚向前挪动一下身子，操着浓重的湘音说：“同志们，我身体不好，联系干部和群众也很少，本来不准备讲话的。但是，我是一个心里有话就要讲的人。有些要说的话在今天的会议上向同志们讲一讲。我先讲讲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再讲讲党风和思想僵化及经济问题。”

“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我想了很久了，看起来与我们这次召开座谈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是我认为，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有责任讲一讲这个问题。我的这个讲话，有的同志听了可能不痛快，请他们谅解！”

黄克诚要讲的这个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遇到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牵动着全党和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领导人到黎民百姓，都在关心着这个问题。毛泽东又是一位超越国界、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一代伟人，1976年9月9日他逝世的消息公布后，曾引起全世界的震动。从那以后，世界各国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黄克诚深知，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直接关乎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在世界的形象。

与会者听到黄克诚要讲这个最敏感的问题，每个人的神经都绷紧了，渴望听听这位老革命家到底怎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黄克诚是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严重受害者之一。

黄克诚的眼睛此时已完全失明。因此，他这个讲话没有稿子，也没有提纲，全凭脑子记忆，只有一名秘书坐在他的身后，时刻准备提醒他。然而，从头到尾，两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他没有“卡壳”，也没有“走火”，按照他的思路滔滔地讲下去。会场里鸦雀无声，尽管黄克诚的话很不好懂，大家还是全神贯注，如厕者跑去跑回，生怕漏听了某些内容。

黄克诚这个讲话约1.3万字，主要讲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晚年所犯的错误，分析了他犯错误的原因，以及以正确态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等内容。

黄克诚首先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讲述了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不朽功勋，特别是在几个重大历史关头，都是毛泽东“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红军时期，他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问题；长征途中，在革命生死关头，他力挽狂澜，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抗日战争时期，他顶住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压力，实行了战略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使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大发展，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他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中国革命夺取全国政权。黄克诚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井冈山这面红旗”，“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就没有党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就顶不住解放战争初期斯大林“交出武装，换取合法地位”的外来压力，提出“寸土不让”，“一条枪不交”的方针。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人有这样的功劳呢？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如果硬说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是对历史开玩笑！

对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功绩，黄克诚仅仅说了“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决所有制、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主席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仅肯定了毛泽东1949年至1956年间的功绩，至于此后20年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他难以评说。这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逐渐“左”倾直至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20年。在这20年中，黄克诚蒙冤18年啊！中共中央正在讨论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阶段历史，准备作出决议。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以高度的党性原则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一致。

黄克诚非常赞同邓小平“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的讲话，认为“这决不是颂扬、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他还说，我这个讲话，是以小平这几句话为主导思想，是对他这几句话的解释和补充，是作注释。

黄克诚一贯敬重毛泽东，矢志不移地衷心维护他的领袖地位，即使在蒙难时也是“赤心不改”。但他从来不搞“个人崇拜”，也不是一味地赞美毛泽东。他在毛泽东面前以敢讲真话、敢提不同意见而著称。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作为所谓“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参与了中共党内第一次对毛泽东“左”倾错误的抵制。这次讲话，他不但没有隐讳毛泽东所犯的错误，而且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特别是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原因，进行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批评和剖析。

他说：“毛主席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主要是两条：“一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具体的经济建设工作中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且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党内矛盾，结果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条错误派生出来的”。但是，毛泽东的这些错误，仍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的错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

在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时，黄克诚认为，除“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外，例如，“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状况，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国家机关无法制止我们党在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但就个人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第一，“革命胜利了，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听不进不同的声音，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整谁。”第二，“年纪大了，固执了，没有及时引退。老人家如果及早引退，那就是世界上完美的大革命家了。”他不但不引退，“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大，想在有生之年把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内办到，结果出了许多乱子。”第三，身体不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为革命苦心焦虑，经常昼夜难眠地考虑问题，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大脑经常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1958年我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虽然只有60多岁，但脑子已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就要出乱子。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没有分寸了。”

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是一个重大而非常复杂的课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史学工作者以至子孙后代长期地继续努力研究。黄克诚只能根据当时形势和政治的需要谈谈他的认识。

黄克诚认为，毛泽东犯错误的历史教训应当永远记取，这就是要很好地处理领袖和权力的关系。他说，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必然有它的一些代表人物，对这些代表人物，全党赋予一定的权力并维护他们的威信。但必须坚决克服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问题，必须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他们的权力要受到有效的制约，以保证他们能永远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黄克诚讲话的目的，是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曾对人说：“我那个讲话的目的，就是扭转当时一部分人‘非毛反毛’的情绪，平息对毛主席的争论。”错误已经犯了，损失已经铸成了，我们如何对待？揭发、批判，全盘否定？坚持两个“凡是”，全盘肯定？这都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地、严肃冷静而又远见卓识地对待这个问题。

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上，黄克诚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顾全大局，跳出个人恩怨的圈子。他说：“在‘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受到打击、坐过牢的同志有愤慨情绪很可理解”。但是，这种情绪“对我们党和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应该尽快地调整过来，“跳出个人恩怨的圈子，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认识自己蒙受的冤屈和苦难。他以自己遭受的痛苦告诫大家说：“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对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更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懑不平出发。”毛主席是举世公认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妖魔化了毛泽东，谁敢保证敌对势力不会趁机起来控诉共产党，控诉社会主义，控诉共和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