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首长们为何会有食品特供？（2）

"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势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栽种"甜心白薯"，其中一部分窖藏起来，这白薯是周恩来总理最爱吃的杂粮之一。

玉泉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

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权力特供由来已久

中国的饮食文化历来是与权力挂钩的，先秦时期的饮食礼政已相当完备，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等，都对等级之分有严格的规定，食品的消费也有严格限制。《礼记·王制》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那意思分明是，珍馐美味不是你想吃就吃的。礼仪虽在不断改变，但总的原则是不变的：我的官做得比你大，我的权力比你大，就要吃得比你好。孙中山先生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如此登峰造极，是因为它是极权的产物。

关于特供食品争论已久，以前的领导层特供，跟普通食品差别不大，然而现在的"特供"俨然成为了权力阶层的划分。政府机关热衷于搞特供，其一是基于现实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为能最大程度的获取利益，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往往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甚至还违法使用一些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或者添加剂。此种模式下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虽然具备数量和产量上的优势，但在质量上却难以得到保证，甚至危害到公众健康。正因为如此，处于对健康的考虑和对市场中农产品质量的普遍不信任，各地的政府机关才热衷于搞"特供"。

另外一方面主要源于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尽管从法制和社会伦理角度而言，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政府手中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公众，所有开销似乎都应该用在服务公众上，也应该征得公众的同意。但在现实中，权力缺少制约，政府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搞一些特供，花高价采购优质农产品给自己享用。由此可见，权力有特供，借权力之手，借公共资源之力，却只给部分群体享用，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法纪和公平正义的伤害。

（部分内容据红网、史料据《党史博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