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2）

城镇化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

青评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几年前讲过一句话，他认为影响21世纪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中国的城镇化，对世界有何意义？

迟福林：我不久前在欧洲访问，一位挪威的学者表示，挪威和中国的区别在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很多政策和行动对世界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出访欧洲时表示，今后五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而城镇化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城镇化是中国的战略机遇，对世界也有重要影响。未来10年我国如果保持7%-8%的经济增长，也将对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重大贡献。

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消费需求。2010年，我国消费总量是16万亿元。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约为3.3:1。未来10年左右，通过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有望达到45-50万亿元左右，由此，我国将基本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若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增加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人口城镇化将支撑我国未来10年的中速增长。人口城镇化在未来8～10年将给我国带来百万亿的需求。即使只有70～80万亿元，未来10年我国也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长。在目前世界经济低迷的状态下，由城镇化所带来的百万亿的内需，可以说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也将为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贡献。

青评论：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迟福林：这些年，城镇化中暴露出来的农地问题，与法律尚未赋予农地使用权完整的物权性质直接相关。农村征地强拆、补偿标准过低等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地实际上为债权而非物权，农民难以成为征地中的谈判主体。由于农地和宅基地的物权性质不完整，农民难以通过承包地和宅基地流转，带着资本进城，由此导致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

为此，应尽快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可以收获多方面的改革红利。首先，有利于使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或流转所得的资本进城，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其次，有利于推动农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需要指出的是，土地不是国家无偿给农民的一种福利，不能把“双放弃”（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更不能强制性要求农民退地。就是说，农民工的市民权利不能以土地权利换取。从法律上保障农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在严格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工对承包土地、宅基地、农房和集体资产股权更大的处置权，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