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任校长是丁韪良吗

4月10日《中华读书报》刊出了武海霞大著《强盗?阴谋家?教育先驱?文化大使?》，本文副标题是“众说纷纭的北大第一任校长丁韪良”，其正文开篇的第一句又道:“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但是，北大第一任校长是丁韪良吗?请看史实。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确系当年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创办于一百多年前的1898年(农历戊戌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5月3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即最初的管学大臣的改称———引者注)改为大学校校长。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B九九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京师大学堂是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实行著名的“戊戌变法”的一个重大的产物。光绪皇帝于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开始实施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诏书”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明确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B九九七)》)于是，用以取代旧科举的新学堂———京师大学堂，遂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应运而生。1898年7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总理衙门上《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执笔起草人为梁启超———引者注)。光绪皇帝于当日批准，下“谕旨”:“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著照所拟办理。”同时，明令“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理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士，奏请简派。”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吏部尚书、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被遴选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换成今天的话语说，孙家鼐就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这可是光绪皇帝钦定的。冯友兰先生早于1915年考进北大读书，与京师大学堂相隔只有短短的二三年的光景，因此他对京师大学堂的情况至少似曾相识吧。所以，他晚年回忆说:“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学大臣管理。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京师大学堂的各种办理人员含“总教习”在内，遵旨则应由管学大臣孙家鼐“慎选奏派”，“奏请简派”。这是身为管学大臣孙家鼐份内的职责。什么是“总教习”呢?冯友兰先生这样解释道:“当时新式学校的教师都称为教习。总教习就是教习的领导。我不知道总教习的职务有什么明文规定，据我推测，他不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教务长的职务主要是管理教务行政，而总教习的职务大概是管大学中的学术方面的事。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是分工负责学术研究方面的副校长，即管业务的副校长。”

(以上均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与上述“总教习综司功课”，可以互补。由此可见，总教习的职责很重，既分管教学，又分管科研，一身而二任。所以，挑选总教习，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慎之又慎。那么，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人员落到了谁的头上呢?落到了丁韪良的头上吗?请看: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最初曾想请康有为来担任此要职，但因故未果。于是，他于1898年7月17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九日)在《为大学堂总教习事请旨遵行疏》中，奏请简派工部左侍郎许景澄为大学堂总教习。在许未到任前由孙暂行兼办。(《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B九九七)》)可见，大学堂的第一任总教习，乃是许景澄，而非是丁韪良。甚至于，在许景澄尚未到任之际，也没有请丁韪良来代理一下，而宁可由孙家鼐本人暂行兼办。当其时，在大学堂总教习之下分设中学和西学两位总教习:其“中学总教习”为“刘可毅”;其“西学总教习”则为“丁韪良”。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于1898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在《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就如何开办大学堂，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八条建议。其中第六、七两条中，提名聘请同文馆的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为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月薪从优，予以五百金。光绪皇帝当日即行批复，下谕“至派充西学总教习丁韪良，据孙家鼐面奏请加鼓励，著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特别是，孙家鼐还与丁韪良“订明权限，其非所应办之事，概不与闻。”

(北京大学综合档案)这意味着，既要求丁韪良应恪尽职守，必须做好本职工作;又要求丁韪良应安分守己，切勿越俎代庖。否则，既要被视为是失职，又要被视为是违法乱纪，甚至还要被视为是侵犯我国的主权。因为，就一般情形而言，与外国人打交道，往往牵涉到主权的原则性问题。特别是在当时“弱国无外交”的背景下，有的心怀叵测的外国人，则恃强伺机侵犯我国家主权。所以，孙家鼐未雨绸缪，有言在先，力争防祸于未然;一旦发生危机，也可主动面对挑衅，理直气壮地去予以回敬。可见，孙家鼐的爱国之心多么强烈，用心多么良苦啊。果不其然，1898年8月10日、17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德国与意国的两国大使竟然无理照会，强求大学堂必须也聘请他们两国的人为教习，声称“于中国大局，实为幸甚。”只有这样，“两国睦谊，自可日亲。”甚至攻击孙家鼐，说:“北京洋人无不甚诧，因何中国专派斯人(指丁韪良———引者注)管理大学堂。其人虽庄严恭敬，而实无一能。”(《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B九九七)》)他们连洋人自己的丁韪良也没有放过，也损了他一下。“孙面对洋人的蛮横无理，非但没有向其淫威臣服，反而义正严辞地予以驳斥道:‘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

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预。’(《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B九九七)》)孙理直气壮地维护了开办京师大学堂的独立自主的办学权，从而也就捍卫了我国的国家主权。孙的所为，乃堂堂正正的爱国行为。”回过头来再看孙家鼐与丁韪良“订明权限，其非所应办之事，概不与闻”“的这个规定决非是多余的，而是十分必要的，它关系到维护主权的原则问题。”(以上均引自拙作:《孙家鼐与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至于孙家鼐之所以对丁韪良“约法三章”，决非是出自偶然的，而必定是事出有因的，很可能就是针对丁韪良的某种特殊的具体的情况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如有点兴趣，或许还有些探讨的价值。综上所述，京师大学堂当其时的领导(管理)层的建制是:最高领导是管学大臣，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校长;次一级的领导是总教习，相当于后来的大学副校长;再次一级的领导是中学总教习与西学总教习，大概相当于后来大学中的教务长吧。丁韪良只是西学总教习而已，尽管他曾任过同文馆的总教习。但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决非是同一个档次，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绝不能把“西学总教习”错当成“管学大臣”，绝不能把“教务长”误当作“大学校长”，对于丁韪良在京师大学堂所担任的职务，绝对是不可以“众说纷纭的”，而只能是什么就是什么，大家都应实事求是地还他一个“西学总教习”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