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正坤：用天下一家论代替利益集团论

原题：21世纪人类普世价值观 “家—国—天下主义”

21世纪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是什么?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拼合而成的家国天下主义。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道佛三家的基本精神)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及当代科学发展(例如人类是一家的基因研究的发展)之间的高层次结合和相互补充，会进一步完善家国天下主义。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是符合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自然演进生存模式的。当然，人类的普适或普世价值不止一种，但家国天下主义是其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

一切文化都是合理的，但在相当的层面上也有高低优劣之别

文化主要包括价值观、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宗教、艺术、政治体制及知识技艺等。但是文化的核心成分是价值观，尤其是道德价值观。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文化与文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大多数的学者仍然趋向于认为，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对这些区别的界定相当繁琐，但是其主流观点是：文化更多地指人类的精神性成果，而文明更多地指人类的物质性成果。

所有的文化都是合理的，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合理的文化不等于都是同等优秀的文化。文化中的有些层面并无高低优劣之别。例如就审美趣味而言，喜欢达·芬奇的画和喜欢齐白石的画这两种趣味是很难有高低优劣之分的。但是相对而言，文化的别的若干层面或其总体是有高下优劣之分的。例如从价值观层面来看，崇尚利他主义精神优于崇尚利己主义精神，这是不言而喻的。或者从器物层面来看，电子计算机技术优于古老的算盘技术，也是不言而喻的。

判断一种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

那么如何判断一种文化的先进性呢?注意，我这里用的“先进”指的是相对好，“落后”指的是相对落后。“落后”不等于坏或完全负面的东西。判断一种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有很多，这里列出十一点，主要偏重于精神性质的层面。一是看其是否能够教化、熏陶出善良的人民。一个使民众变得狡诈(智谋)、卑鄙或好斗的文化不是好的文化;一个使民众变得朴直、诚恳、不争、谦让的文化当然是好的文化。指标：犯罪率;囚犯人数。犯罪率愈高，其文化品质愈低，愈落后;犯罪率愈低，其文化品质愈高、愈先进。犯罪率高者，要么是其执法机构量刑太严厉，不人道;要么是其民众不善良，有太强的犯罪心理趋向。两种结论都证明这样的文化品质低下。二是看其重大师还是重大贤。只重大师而不重大贤者落后，重大贤且重大师者先进。三是看其重义还是重利。只重利而不重义者落后。既重利更重义者先进。四是看其法律的繁琐程度。繁琐过分而重利者，文化落后;繁简适中者，文化适中;简括而重德者文化先进。五是看其尚武精神的强弱及相应的军事工业的发达与否。强者落后，弱者先进。尚武者落后，尚文者先进。六是看其重自由还是重对他人的义务。重自由轻义务者落后，重义务而不舍自由者先进。七是看其重利己还是重利人。前者落后，后者先进。看其严于律己还是严于律人。前者先进，后者落后。八是看其好和平还是好战争，前者先进，后者落后。九是看其重善还是重真。重善且重真者先进，重真而不重善者落后。十是看其重人多势众者还是重德高望重者。前者落后，后者先进。十一是看其科学技术是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还是冲突性发展。前者先进，后者落后。

家族社会结构是解释文化先进与落后的最关键的谜底

人类的一切关系中，血缘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因此，由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是最合天理、最自然的人际关系。尽管在家庭关系中也会存在不可避免的利益摩擦，但是，相对说来，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无间、家庭成员间的真诚关爱与无私奉献精神，毫无疑问是一切别的人际关系比不上的。因此，家庭中产生的价值观是最自然、最合天人伦理道德也是最理想的价值观。逻辑上说来，我们的势所必然的结论就是：和这种家庭结构同构的家族社会结构也必然产生最理想的价值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家族社会中酿造出来的价值体系是全人类最理想的价值体系，是全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和归宿。这种追求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叫“天下一家”，或“亲密得像一家人”。

只就正义或公道而言，在别的人际关系中，也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正义或公道，但是只有在家族社会结构中，产生公正(公道)的可能性才会达到最大值。因为在家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道义上来说，都承认所有的其他家族成员是亲人、是自己人。通常情况下在亲人和自己人中的利益分配是比较公正的，更何况家族结构中的最高权威往往是父母或最年长者或德高望重者，他们在家庭、或家族成员间如何进行财产分割、权力分割、矛盾调解方面，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比之别的成员、或别的社会结构的成员显然具有更大值的公正性。

必须注意到，随着社会情况的复杂化，更大规模的家族社会结构，在具体进行权和利分配时的公正性肯定会逐步降低。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还承认自己是一个大家族，那么，原来在家庭关系中产生的先进的价值观就能够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只有在家族社会结构中，产生和谐、和顺、和睦、和协、和衷、和畅、和平、中和、融合、祥和、调和、温和等效果的可能性才会达到最大值。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家族社会结构，所以，这个社会结构必然产生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这样举世无双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并非是孔子一个人的贡献，它是中华民族至少五千年来的大家族社会结构在解决利益分配、权力地位、弥合纷争等方面时应对种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对策后凝聚而成的必然结晶。

我们转而看西方利益集团(军事集团)社会结构在这方面的特点及局限性。在以若干利益集团构成抗衡格局的所谓拉帮结派式的多数派掌权(民主)社会中，公正只局限于各利益集团的实力：谁的势力(权、财)大，谁就能够限定公正的基本形态。在利益集团社会结构中，各个集团必然强调各个集团的利益。各个集团的利益冲突必然导致相应的弥合纷争的办法。这些办法中最主要的，是通过战争或竞争来取得政权，然后利用政权方式制定有益于或至少能够保护自己集团利益的法律。把法律神圣化，是利益集团为了争利和保利而相互抗衡、冲突、妥协后产生的必然的文化后果。同理，这个社会结构必然产生重勇敢、智慧、节制、正义、谨慎、自由、民主、自立、个人主义的价值系统。

如果孤立地看中西两大价值系统，我们承认它们都是合理的、都是美好的，因为它们都是两大社会结构分别应对其所处具体环境而产生的对策性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们依次进行比较的时候，它们是有优劣高下之分的。首先，在对于不同价值项的强调上，中国家族社会把“仁”放在首位，并且以之统帅其余的价值项。而仁的本义是：1.人;2.爱。仁就是人，就是爱。所谓“博爱之谓仁”、“仁者爱人”、“仁者人也”。因此，“以仁为本”其实就是“以人为本”或“以爱为本”的意思，这是真正的人本主义思想。把仁爱作为治理一个国家的最高原则，这不用说是最人道的原则。不管统治者能否完全做到，但这无疑是最合理的最自然的原则。这个原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家国政体中得到强调，恰恰是因为这个家国是一个家族构成的。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扩大。因此，家庭中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亲情之爱就演变或者说升华为整个大家族社会成员中的爱。所以孔子呼吁大家族成员“泛爱众，而亲仁”，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转而看西方利益集团社会结构中信奉的价值系统。西方社会曾经流行过四种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即审慎、勇敢(或译坚毅)、节制、公正。基督教则在这四种价值观后面加上了信、望、慈，谓之七大德行。其中的望，指希望。孤立地看，这些德行要求当然都是好的。但是，当和上述中国传统价值观相比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中国传统价值观更胜一筹。例如审慎和勇敢常常被西方人看作是最重要的品德，放在前面。而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是仁和义。如前所述，把仁爱作为普遍价值由血亲成员而推广到一切人，这和西方人把智慧和勇敢作为最重要的品德标准相比，无疑要更符合全人类的道德追求。西方人强调的审慎当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只有在善良意志统帅下的审慎才是值得推崇的，没有条件的勇敢是不值得提倡的。在中国，匹夫之勇甚至受到嘲弄。在中国道家的学说里，勇敢这种品格甚至受到排斥。老子认为“勇于敢则杀”，断言好勇斗狠者多半没有好下场。当然，中国传统价值观也并不都排斥勇敢，例如儒家还主张忠、孝、廉、耻、勇五种品格。但只有出于正义的勇敢才是得到肯定的。要注意儒家把勇敢放在五种品格的最后，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勇敢放在四种品格的前面。西方基督教增加的三种价值观，信、望、慈也是很好的。其中的“慈”和中国传统的“仁”很相近。可是“慈”很少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价值。有一段时期，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批判这个价值观，认为经济上的济贫行为或慈善行为会鼓励懒惰之风。

同样地，将中国人曾普遍主张的利他为第一原则、利我为第二原则的以他人为中心的原则与西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原则相比较的时候，前者的优越性是勿庸置疑的。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适应开放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曾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张扬过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嘲弄过极左思潮下的所谓大公无私精神，这种做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战略要求，可以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居然真的以为自私自利的德性要比大公无私的德性更好，他就无异是在鼓吹中国人必须重新变成禽兽。把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主张天下一家、和为贵，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主张抑强扶弱、非攻反战的行为教条与西方传统价值观中的主张竞争为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好战成性的信条与德性做一比较，传统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