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体制内外看西方困境的四种视角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大反思大讨论。从2009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有关“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系列文章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奇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召集的“新世界，新资本主义”大会，到2012年初《金融时报》发表“资本主义的危机”的系列文章和2012年达沃斯论坛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的大讨论，这种反思一直在继续，并有很明显的更深入和彻底的趋势。本文选取资本主义体制内外对于此次危机根源和实质诊断的四种视角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对我们认清西方当前困境的实质和启迪中国的应对之策有所裨益。

一、 从资本主义体制内向内看：归咎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疏于监管

这种解读将资本主义危机归咎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疏于监管。他们认定这次资本主义困境的实质是一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所以与之相关的金融家、银行家、企业家以及疏于监管的政府是他们最容易联想到的“罪魁祸首”。

对于其中将目光主要投向贪婪资本家的一方，他们普遍认为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的文章《从国际劳工组织角度看资本主义危机与不平等》以及英国经济学家斯图尔特·兰斯利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都分析了贫富悬殊何以导致了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也正因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等也才认为美国正在逐步沦为一个香蕉共和国——永久贫困阶层日益扩大，中产阶级愈发贫困，并且面对越来越富有的富人阶层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而熟练控制包括总统在内的公职人员的资本家权贵却正经历一场复兴。在欧洲大陆，个人不平等加剧的问题没有英美那么严重，但是问题也主要是欧元区的内部失衡造成的。

另外一方则将目光投向政府并认为其应该为此次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美国前银行家、政府汽车工作小组的负责人史蒂文·拉特纳就将资本主义比喻成一个需要规则、界限和纪律的精力旺盛的小孩子，认为如果小孩子无意中把房子点着了的话，他的父母也就是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所以对于此次金融危机，拉特纳认为主要是政府放松了监管要求、对危险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非法的活动视而不见，并纵容了这些过分行为。他举例说，欧元区目前的混乱局面就很难被看成是资本主义或金融体系的错，因为当时很多金融家，都曾指出欧元在设计上存在问题，并且有可能解体，但是欧元区的政府官员们却一意孤行地推行着他们轻率的计划。拉特纳也同样认为，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加剧是因为政府的政策措施导致的。他举例说，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措施就使得沃伦·巴菲特的秘书所支付的税率高出了他本人的水平。另外，这些监管者不仅疏于对证券公司具有放射性的杠杆水平和面向房屋所有者的不够审慎的贷款等问题的监管，而且也未能对于危机的到来作出预警。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06年2月还表示房价可能会继续上涨，但仅仅5个月后，房价就开始暴跌而导致整个次贷危机的爆发。

二、从资本主义体制内向外看：归咎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

这种解读认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于全球化下快速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导致的。

“国家资本主义”本身不是新词，但对其赋予新的内涵来指称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式则可能得从2009年索罗斯的提法开始。在2009年的系列讲座中，索罗斯首次提出以美国“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国际资本主义”正在面临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和威胁。后来在2012年初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 )的创始人和董事大卫·鲁宾斯坦也提出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不改良，国家资本主义就会胜出，这个观点得到不少与会嘉宾的认同，英国《经济学家》在2012年1月也推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别报道。在他们看来，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确实有一些与西方发展模式不同的特征，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给西方带来了挑战。比如，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将国家的力量与资本主义的力量融为一体，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和政府的优势而让国有公司上市并推向全球。同时，国家资本主义不仅经营公司，而且还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管理巨额的资本。另外，国家资本主义还具有“规模大、兴起快、手段多、日益国际化”等特征，而且发展势头迅猛，全球影响力快速上升，并擅长利用市场来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特征使得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面临信心危机的一大原因就是人们开始质疑西方民主国家是否有能力让大多数民众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也在《外交》杂志撰文分析全球化对于美国人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  

三、 从资本主义体制外向内看：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由左派人士组成，而在将西方当前面临的困境归咎于资本主义本身问题的思考中又有两种思路；第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传统解释仍然适用；第二是认为当前困境主要是“资本”异化的结果。

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这次危机和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深层次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看来，资本家只要有条件降低工资成本，就会想方设法去谋求更高的利润率，但这样的结果是收入降低了的工人再也消费不起这些产品，而当贫富悬殊太大的时候，系统就会崩溃。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则将侧重点放在了过剩资本的投机方面，他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一场产业现实资本的过剩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率骤降而导致的货币信用危机。所以，在他看来现在的贫富悬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和现代金融膨胀带来的通胀等利率剥削双重因素导致的。日本另一位经济学家山田锐夫则将现在的危机置于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延续性历史脉络当中去加以阐释，然后特别强调了当前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金融主导性质。

第二种思路是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异化”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今天的“资本”已经异化，而且近几十年来爆发的危机都主要与“金融资本”或者说“投机性资本”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实体经济的“直接投资资本”相关。比如，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井村喜代子就分析了资本异化以及导致此次危机的三个步骤：第一是金融监管体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变异，主要体现在“黄金/美元交换”的停止和早期IMF体制的崩溃上；第二是这种体制变异带来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离，这导致危机前市场上的金融债券已高达600万亿美元之巨，是实际商品贸易的10倍之多；最后，由金融投机导致的财政危机不可避免，而这在欧洲追求“金融立国”的国家中表现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