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体制内外看西方困境的四种视角（2）

四、从资本主义体制外向外看：归咎于西方政治文明的深层次矛盾

持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郑永年。他认为当前西方面临的困境是由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的。一是上面已经提及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二是大众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于后者，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一对孪生体，而且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确实一直是资产阶级的精英民主，但是在由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工人阶级开始争取到选举权之后，西方的资产阶级精英民主就开始向大众民主转化。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转变，之后的妇女、少数族群的解放和投票权的获得则延续了这种趋势。在郑永年看来，与此政治转型相伴的则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而这种转型很明显不是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财富的分配。所以迫于大众民主的压力，后者才成为可能。相应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当大众民主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时候，政府便开始不再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开始向民众倾斜，这也是西方政治制度一人一票的规则决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不得不继续扩张，但是这种“福利”膨胀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而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向大众、国外和未来借钱度日的赤字财政。这个逻辑在欧洲和美国都是相同的，只是有不同的表现而已。欧洲国家高福利制度的不可持续性自不用赘言。在美国，2008年的危机其实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福利成分的产物。比如美国政府也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和欧洲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是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是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郑永年的这种解读其实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呼应，尽管他们有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而使用了不同的词汇。比如，德国教授沃尔夫冈·斯特里克就在一篇名为《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的文章中指出，当前西方面临的困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的固有矛盾导致的。

五、结论和启示

如上所述，四种解读采取了不同的视角，所以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得出了不同的诊断结果。前两种视角在西方占据着当前对困境解读的主导地位，其中第二种又有增长的趋势。第三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还是将目光投向了资本主义内部，而第四种解读的视野则更广阔和深远一些。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洞见在国内应该是耳熟能详了，不过也面临许多挑战。比如，女权主义者凯瑟琳·吉布森和朱莉·格雷厄姆，及《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作者彼得·德鲁克等主张左派批评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已不复存在，而我们正在步入一个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国家职能、经济动机以及社会问题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新的社会。也有学者能找出马克思对虚拟经济进行预见和批判的证据,但是马克思的火力毕竟还是集中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体经济资本。鉴于这些问题,第四种视角则是一个极好的补充。这个视角所指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间互动形成的恶性循环及西方政治文明的民粹主义的危险倾向。加拿大约克大学麦克纳利教授的新著《市场的怪物：僵尸，吸血鬼和全球资本主义》则更深层次的剖析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文化和物质经济对于大众的负面影响。当普通大众少有的精神都被资本主义如僵尸或吸血鬼般吸尽的时候，大众就成为了无节制、短视、感性，甚至狂热的历史主导者，这就离历史上法西斯主义式的民粹主义不远了。这其实是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征。正如列宁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这当然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孕育起来的比较短视的大众开始主导西方的发展，而世界又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越发的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内外压力都将不断增大。这种压力或许或多或少与中东北非的变局，当前各种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以及最近土耳其、埃及、巴西等的动荡有关联。这尤其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仔细研究，并作出相应的对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本文为《红旗文稿》宣讲家网站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