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国话语权及其现实支撑

原题： 中国话语权及其文化和实践支撑

思想者小传

顾骏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研究，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犹太文化的比较。近年来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担任特约评论员和嘉宾。现为中国视协电视文艺分会专家、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智库嘉宾、上海人才认证中心专家。出版有《人·仁·众：人与人的智慧》、《犹太的智慧：创造神迹的人间哲理》、《和谐社会与公共治理：顾骏时评政论集》，发表电视评论《国家与国民的对话》、《走进草根的央视春晚》等。

中国需要提升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要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必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确保国家的战略利益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实力得到极大提升，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中国加入WTO为转折点，如果说此前的“开放”主要表现为中国向世界的开放，通过适应世界的既有规则，吸引资金、技术等要素进入中国，推动经济发展，那么此后的“开放”则更多地表现为世界对中国的开放。发展起来的中国在获得别国更大的市场和资源的同时，以资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财富也开始走出国门。

国家财富的全球配置，必定要求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也实现全球配置。近年来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国民海外权益的姿态日益明确，反映出中国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上，正发生深刻的战略调整。在国际舞台上，正当的利益追求和与之相匹配的手段的使用正成为中国国家行动的新标志。更何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深谙“师出有名”的道理：追求利益的行动，必须具有超越利益的理由。能够超越赤裸裸的利益追求，呼应人类的道义诉求，实现行动理由的“普适化”，不但有利于国家实现当下的利益追求，更可以通过树立大国道义形象，增进国家的长远利益。

一个国家能否为自己的利益追求提出普适理由，且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获得相对于竞争方的道义优势地位，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话语能力。话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因为一个国家所奉行的价值观、制度和规则等，最终都需要通过“话语”进行解读，给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相对其他国家的优越性。

“话语”看似空泛，但人类世界最奇妙的地方是“话语即为实在”。英国科学家、哲学家霍金在其近作《大设计》中提出了“观念依赖型实在”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人类面对的实在并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取决于人类的观念——我们怎么看待世界，世界就呈现给我们怎么样的实在。霍金的论断有着量子理论及其视野的科学支撑，论证起来很复杂，在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其实，祖国医学的成果亦足以证明“观念依赖型实在”概念能够成立。一个人患了病，找医生诊治，中医和西医会给出完全不同的诊断和处方。同一个病人之所以会在中医和西医的眼里呈现出不同的“实在”，被诊断成不同的病情和病因，就在于中西医的思维方法不同。所以，到底是什么病，不仅在于其本身，还取决于医生所持有的思维和观念，而思维和观念都内含于医生所采用的话语体系。

“话语”能够服务于国家利益，因为“话语”界定了世界是怎么样的，国际社会应该有怎样的秩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当居于什么地位。当年中国申请加入WTO时，不但规则和秩序是既定的，关于规则和秩序的“话语”也是既定的；中国可以同相关国家谈判，但只能在既定的话语体系中“讲道理”。今天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与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彼此都有关系调整的需要。但对中国来说，与申请加入WTO时不同，这个关系调整不但涉及具体利益，诸如开放哪些领域，采用多高税率之类的事务，更涉及利益分割的原理和原则，以及对这些原理和原则之合理性论证。只有“话语”得到认可，经过“话语”合理化后得出的原理和原则才能成立，进而根据原理和原则所设定的规则和相应的利益格局才能最后形成并稳定运行。就此而论，中国要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在扩展和强化必要手段的同时，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占据“普适的道理”的制高点。

作为一种“隐性权力”，话语权居于国家软实力的最高层次。如果承认“规则即权力”，那么制定规则者就是更有权力的人；提出制定规则所必需的原理和原则的人，则是较之前者还要有权力的人；而能够提出让这些原理和原则得以成立的话语的人，就是最有权力的人，他所掌握的权力就是“话语权”。中国要进一步走向世界，要在国际舞台上确保大国地位，要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场合充分行使意志，就必须争取和提升自己的话语权。

话语体系走出“地方性”

随着中国日益深刻地融入世界，长期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特色以及相关话语必须升格为“全球话语”

近日有学者撰文指出，要从西式民主话语体系中解套，真正形成自由精神、独立国格，首先要将少数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知识从普世知识降级为地方知识。这个观点尽管存在明显的逻辑不彻底，但却可以从中引申出有意义的问题。

当年马克思在总结人类社会形态进化五个阶段之后，转而深入研究“亚细亚社会形态”，单纯从方法论上说，就是为了回答由西方历史轨迹总结出来的“社会形态模式”是否适应整个人类社会，或者说“五形态社会进化理论”是否具有对人类历史的普适性。

而其有价值之处则在于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将西方理论定位于“地方性知识”之后，必须继续追问，在各民族提供的“地方性知识”中，是否存在可以为全人类共同运用，从而推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普适性知识？如果说现代自然科学证明了某些“地方性知识”确实具有普适性，那么在社会科学中是否同样如此？如果说经济学已经证明了某些概念和理论具有普适性，那么政治学、社会学中的理论和观点，是否也可以具有普适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一推理运用于中国时，问题就转化为：从民族历史和当代实践中概括总结而成的“中国特色”理论和观点，是否具有对人类社会的普适性？合乎逻辑地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价值，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在风云诡谲的国际舞台上，中国能否提出自己的话语体系，能拥有多大的话语权和占据多大的战略空间。

近代史上，中国是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但中国“地方性知识”同西方“地方性知识”的接触却要早于1840年。“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围绕的都是同一个话题：如何处理中国“地方性知识”与以西方为代表的外部知识体系的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基本方法是强调国情有别，以便为中国的实践和理论保留足够的回旋余地。“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战略价值就在于此。

在实践层面上，这一理论策略总体上是成功的，从新民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中国始终坚持走自己独具特色的道路，在外部知识体系的压迫下，保留了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国家自主的发展路径。然而，在人类已进入“地球村”的背景下，单纯强调中国国情和实践经验的独特性，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中国的理论和观点都是仅适用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而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没有多大关联，也不准备用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如此低调，在中国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时期，有其合理性。

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今天中国已不可逆转地融入世界，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即便“只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初衷不改，现在中国需要处理的事情也已不局限于国门之内了。随着中国的市场、资源和投资乃至国民都遍布海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不可能局限于经济层面，还必定切入政治、文化等更高层面。话语交往，由此凸显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当中国需要全球配置资源并动用相应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时，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其道义基础是什么？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接受中国理由的依据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作出回答。这意味着，随着中国日益深刻地融入世界，长期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特色以及相关的话语必须升格为普适性的“全球话语”。非如此，中国为国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特别是重大行动，就不易获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同。当下中国非洲战略所遭遇的挑战，足以证明为中国话语赋予普适性已经迫在眉睫。

随之而来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既保留话语体系的“地方性”，坚守民族的文化身份；又赋予其“普适性”，以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中国独特的话语体系的文化支撑到底在哪里？为了摆脱西方话语垄断，中国话语体系应该更多地来自传统的文化资源和当代的实践经验。

中国话语的现实支撑

现在迫切需要开发出既能说明中国成功之道，又能为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话语”，并成功地整合为具有内在逻辑的“话语体系”

众所周知，祖国医学与西医分属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简单地说，西医研究的是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发明能让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的手段和技术，是西方医学的重要成果，而中医既研究看得见的，也研究看不见的东西。相比西医，中国最大特色还是研究看不见的东西：无论筋络，还是穴位，无论食物的“寒热”，还是人体的“虚实”，都是看不见的。决定中医看见与西医完全不同的“身体”和“疾病”的，是中医的思维、视野和话语。就治病而言，中西医可以同样有效，但要让中西医对话，时常真的是“鸡对鸭讲”。

既然中西医同样有效，为什么在世界医学界，西医为正统，中医只是“地方性知识”？因为中医没有话语权。在西医主导的世界医学界，中医的“看不见”不成其为优势，反倒成为“非科学”的证明。今日中国医药出口极其艰难，症结就在于中医话语及其背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尚未得到以西医为主导的世界医学界的认可。对当今中国年轻人来说，要相信橘子“性热”，而橙子“性温”，尚需经历“文化休克”，更何况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异国人士。

由于近现代史上，中国大量吸取西方文化，部分激进人士甚至主张彻底废弃传统文化，于是中医被批判为“不科学”，连“未曾拼音化的汉字”也被催促着“拉丁化”。这股极端之风虽然历时不久，但“以西方话语解说中国事情”却几乎成为定式。在推行“中西医结合”多年后，中医同样离不开听诊器、血压计、B超、CT，甚至算命先生也用上能量、血型乃至星座等话语。在这样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使用传统话语确实有越来越说不清楚之感。

这意味着，认为西方理论只是“地方性知识”，问题不大，但要是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只有借助西方的话语及其内含的“地方性知识”才说得清楚，那问题就大了。这是否等于说，即便同为“地方性知识”，中西理论还没有处于同一层次？

中国要真正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取得同西方的文化平等，不但需要跳出作为结论的西方成果，更必须超越西方设定的具体标准和技术手段，而进入“元理论”层面。西方汉学家在回答“中国何以没有科学或者宗教”之类的问题时，有一个固定的句式：“中国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表达的正是“以××自身为标准，而不以西方的××为标准”。就科学而言，这“元标准”就是“方法的有效性”。中西医讨论病理时，不能从病人到底患什么病开始，而要从“不问什么病，只问治好了没有，怎么治好的”开始，找到对话的共同平台。有效性才是超越中西医内在差别，使得两者具有可比性的“公约数”或“原点”。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不同国家的话语权大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该国对人类社会共同问题的把握、解读和对策，而具有全球视野则是成为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先决条件。

比如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虽然形式简朴，耗费不多，但主办者设定的问题则体现了明确的全球视野：英国人努力展示的是“英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不但突出了英国开创的工业化这一人类历史新纪元，还通过“国民医疗体系”、互联网之父文特·瑟夫、《哈利·波特》的作者乔安娜·凯瑟琳·罗琳，还有世界球星贝克汉姆等文化符号，表达了岛国并不封闭，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不复存在，但英国仍然走在世界前列，引领着全球潮流。

全球话语离不开全球视野，但只有视野又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的话语权需要话语之外的支撑，那就是对全球问题提出自己的认知模型和解决方案。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通过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如和谐、中庸、平衡等，使之升格为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话语，其意可嘉，但仍需深化、细化。国际社会冲突频仍，确实需要强调“和谐”，目标和思路都没错，但如何才能实现？中国式治理的技术方案在哪里？原教旨主义四处冒头，人类需要多一点中庸平和，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操作方案是什么？有效的机制是什么？如此等等。如果缺乏方法和技术，最终停留在单纯话语的层面，仍然难以转化为国际政治中的现实权力。

中国文化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其实有两个极好的例子。一个是18世纪德国数理哲学大师莱布尼兹从《易经》的八卦，发现了“数学二进制”，为今天自动化、电子化和信息技术奠定了基础。中国文化孕育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进制”的基因，“八卦”里确实已经有了解决人类数学发展难题的技术方案之雏形，静候数千年，等待一位了解数学发展前沿并拥有发现慧眼的人，只可惜等来的是西方人。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其中必定埋藏着尚未被发现的“解决方案”的基因，关键看我们能否围绕人类的共同问题，找到相关基因，开发出有技术含量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例子是，冷战结束后，西方有学者研究中国的核战略，他的出发点是：为什么比中国强大的苏联在与美国的核竞赛中落败，而中国却既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也没有被拖垮？结论是，同苏联和美国采取的“非赢即输”二分思维不同，中国决策者采用了三分思维：在赢与输之间，还存在第三个维度，那就是“不败”。中国人从来没想过要赢美国或者苏联，但也不愿意输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明智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不赢也不输。中国搞了一点核武器，却没有搞那么多的核武器，力所能及，又足够防身。所以，虽然曾经同时与两大核国家对峙，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如此说法是否足以解释中国核战略的由来，暂且不论。但其中点明的独特思维方法和相应策略选择，确实可以为消解国与国的冲突，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和切实可行的方案。问题在于，虽然方案是中国设计的，“第三维度”也确实是中国思维的特征，但将方案转化为“话语”，使思维特征凸显出来的还是西方学者。这在令国人遗憾的同时，也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提高“话语能力”，对于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来说，确实已成当务之急。

事实上，无论从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里、1840年以来的转型中，还是最近30多年的经济迅猛发展中，都可以找出许多可用来回答甚或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方案，因为“文明的延续”、“古国现代转型”和“积贫积弱国家的成功发展”本来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兴趣的“公约数”。而且，从“中国特色”到“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概念转变，说明中国已经到了可以也应该提出既能说明中国的成功经验，又能为不同国家所认可和借鉴的道理的时候，在此基础上，完全有可能构建出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的中国“话语体系”。只有中国话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的国家行动才能“师出有名”，中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才能在对人类社会承担更大责任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