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政治陷入了什么困局

选举实质上也是个优化配置资源的问题，普选之所以是民粹的游戏，症结在且只在于：自由竞争只能是限定系统内的自由竞争，如系统无限开放，没有具体的范畴与范围，连信息对称都不可能，何有均衡？自由绝非毫无边际的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向着均衡的自由，向着在限定系统内最优化配置资源的自由。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当务之急是理论研究在技术上必须返本归源，回归基础研究。

——题记

西方话语体系的漏洞

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2013年第11期刊发题为《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的文章，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质疑甚至否定。这是非常需要学术勇气的，因为西方民主在国际舆论场已形成话语霸权，不容置疑，充其量也只是所谓“最不坏”的“否定之肯定”。该文对西方民主政治提出了诸多有现实感的质疑及有启发性的批评，如“政客不负责任的承诺”、“不断降低的投票率”，“德性被排挤出政治生活”、“制造对立和分裂”。但西方民主政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种恶果，它陷入了什么困局，如何走出困局，似乎仍需要更深的分析。

西方话语体系包含非常好的要素，典型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另一点也毫无疑问，那就是：虽然也经西方学人一代接一代的完善，西方话语体系仍存在严重的矛盾甚至明显的漏洞，典型亦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平等、民主和自由的确是人的重要追求，但人并不追求抽象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人性的指向首先在于人比人的优越感，《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一句话点破：“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颇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提出“逃避自由”的论述，也可谓一针见血，绝大多数人确实在逃避自由。被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明确写道：“尽管这会产生一种约束力，使他随之失去自由，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物件，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如果肯定人性的指向在于人比人的优越感，整个西方话语体系可能都得推倒重来。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列宁曾评论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普选是民粹的游戏

正因为概念与理念存在明显漏洞，西方民主在工具和操作上也陷入误区。这一点最集中而鲜明地表现在“普选”上，所谓普选，即公民普遍参加国家代表机关的选举，不仅是当前的世界潮流，而且还成了自由民主的标签：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自由民主，只需要看一条，即是否实行了全民普选。但实质上，普选不过是民粹的游戏！这看起来冒天下之大不韪，但道理再简单不过。

可从一个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谈起，时下几乎人手一台手机，随时联络每一位亲朋好友，但查阅通信记录能轻易发现：每个姓名及号码的往来次数大不一样，有的频繁互动，有的偶尔互动；有的稀落互动。决定因素首先是亲情与利益，但存在亲情与利益关系的人也不一定经常互动，原因可能更在于“我”本有限，时间极其有限，精力极其有限，“我”也只能进行极其有限的真诚互动，其次只能一般交往，再次只能应付甚至客套乃至“忽悠”。即便最纯粹的真诚待人者，也不可能做到一视同仁。真诚互动之所以有限，是因为真诚互动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及消耗，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存在交易费用。

这正是普选不靠谱的原因！毫无疑问，选举活动属于交易，是投票人与候选人之间的交易，候选人要获得投票人的认同乃至选票，就需要展示自己的理念及能力，更需要让候选人理解自己的理念及能力，即克服候选人与自己之间存在的认识差距，这就是交易。既然是交易，由于“我”本有限，像别的任何理性交易一样，理性选举也必定有限，只能在一定范畴和范围内进行，绝对不能一窝蜂。如果一窝蜂，投票人或许想理性地投票，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难以对候选人作出认真研究，甚至对候选人的信息也难辨真假，很容易作出非理性投票；候选人或许也理性地拉票，但更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难以对投票人作出细致的解释，而且还必须考虑及应对竞争对手的作为，更容易作出非理性拉票。两相迭加和激荡，一窝蜂的选举几乎不可能理性，而极其可能沦为一场煞是热闹、充满做作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民粹游戏！这并非危言耸听，在以货币作为选票的纯经济市场选举中，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