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是改革受阻吗？（2）

恐龙病

关于当前改革的争论的焦点问题是非国有经济的现状及其在未来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这一争论关注的就是在经济基础进一步成形时，国有资产和本国私有资产各自具有的意义和地位。这个争论不是新产生的，近10年来它一直伴随着整个发展过程。

单是1997—1999年，为了挽救表现疲软的国有经济，国家就花费了2万多亿，在此之后，党中央面对国有企业整体上缺乏竞争力的状况，于1999年9月指示：将国有资本集中到三个不存在竞争的领域——国家安全领域、自然资源垄断领域和公益事业领域。政府决定，要将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主要引入以本国私有资产为核心的非国有经济。单是创造新增就业岗位这一项，私营企业就占了80%的份额。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在重组过程中被私有化了。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管理部门认为私有制是有效率的，因此，总体上是赞成将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甚至逐渐对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也实行了私有化。在随后的讨论中，中国借鉴了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失败的教训，认为不能对国有经济实行全盘私有化，而是应该继续对其进行改革。2003年，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在它的领导下拉开了这次改革的序幕。这次改革主要针对的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当时还有236家，现在大约有120家。通过改革，在保留这些国有企业自身特点的同时，以西方现代大型专业化跨国公司为模板，对其进行改造，使之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立足。

虽然当时政府已经提出，要逐步取消一些非竞争性行业中的垄断现象，但在所有重要领域，比如石油和石化、能源、交通以及很多类似的领域，部分国有大型央企还是发展成了具有行政垄断特点的企业，也就是说，这种垄断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助行政干预并在政府掌握的资源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垄断企业每年获得的巨额利润，原则上不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除了借助政策支持，首先是通过对资源的垄断获取的。近些年也存在垄断企业通过投机行为获取巨额利润的现象，例如在房地产行业，2009年有60%的央企涉足这个领域。

对利润的追逐也促使这些国企进入其他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使大型国有企业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在中国，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国进私退”。这种趋势在像中粮集团这样的国有跨国企业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中粮集团本来植根于粮食和食用油领域，并且拥有外贸垄断权。按照这种方式，从2003年到2008年，它的资产很快从近600亿元增长至1400多亿元。随后，中粮集团逐渐涉及所有老百姓日常需要的食品领域，吞并了一家又一家非国有企业，并在广阔的领域建立起类似于以前国企的企业。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企业，在它身上兼具“恐龙和狼的特性”，也许这种“猎取利润的天性”使它患上了“恐龙病”。

虽然反垄断法经过了长时间讨论后最终得以出台，但是它的反对者——行政管理机构和垄断企业之间形成的稳固利益集团——至今依然能阻碍这一法律的具体实施。鉴于这种状况，2005年政府出台的为私有资本打开通往垄断行业道路的“36条”以及2010年5月发布的扩充措施“新36条”，都不过是一纸空文。

由于受到国企的挤压，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日益严峻。另外，高额税款和其他费用也是造成非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的一个因素，单在2011年，企业的平均成本就提高了将近30%。商业银行的信贷主要集中投向大企业，因为它们可以提供必要的担保，并且拥有良好的信誉。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则几乎只能依靠民间借贷，以高出国有银行好几倍的利息来筹措资金。这导致的后果就是，在那些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非国有企业的地区，比如浙江温州，首先出现了民间借贷导致的危机。根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报告，仅2011年上半年，就有1447家中小企业倒闭。很大一部分生存下来的私营企业家找到的获取高额利润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到邻近地区上海的投机行业中。如此大规模的资本从温州的实体经济流入上海的虚拟经济，一方面造成了当地房地产行业不正常的泡沫式的繁荣，另一方面，已经开始危害温州地区的经济基础。

这促使中国政府在2012年初针对这种发展趋势进行深入讨论并采取相应措施，抑制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出，并引导已流出的资本重新回到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