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计生政策应全民辩论全民决定

有关是否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政策最近在社会上引起争议。事情缘起国家卫计委的《“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实施计划》。该计划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完善生育政策，适时出台调整方案。社会把“完善生育政策”误解为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

对此，卫计委进行二度辟谣，先是表示，我国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继尔其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指出，生育政策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计划生育政策，更不能认为是可以生二胎或者“单独二胎”。卫计委的辟谣可谓是对它宣传的“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的一个讽刺。当前人民群众对人口政策最大的不满是什么？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关键。不改正这个最大不满，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还叫什么“服务百姓”，以民为本？！

不过，卫计委坚持现有生育政策不动摇的顽固立场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在生育和人口领域的最大利益集团，假设放开“二胎”或“单独二胎”，乃至最终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让人们自主地决定人口的生产，那么，卫计委哪来权力征收社会抚养费？前段时间有律师申请公布国家历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的具体流向，但卫计委拒不公布。每年征收的几百亿社会抚养费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人道精神，是政府最大的乱收费和赤裸裸的对民众的“抢劫”。

“二胎”或“单独二胎”的问题不但与当下民众的利益与幸福切实相关，也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未来命运，此外，它还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中央有关人口问题的“公开信”中说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30多年过去，“公开信”所谈到的“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已经不是严重的问题了，全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口，计生政策已见成效，所以，现在是兑现诺言，把生育权利还给民众的时候了。有鉴于此，我认为，应该将计生政策乃至人口国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在全民讨论，让全民来决定该政策的走向与存废，而不是由卫计委一家说了算。

全民讨论计生政策的好处还在于，在全社会培养公共辩论精神，也是对民主的训练。中国缺少一种公共理性，而这种公共理性对中国未来实行民主化非常重要。公共理性获得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经由全社会的公共讨论和辩论，在讨论和辩论中明辨是非，达成社会的最大共识。这其实就是民主的训练。民主是需要对话和妥协的。将计生政策而不是其他政策作为全民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是因为它既关乎国家发展和个人切实权益，非常重要，却又少了一层意识形态色彩，不会触及到执政当局的痛处。

中国将一项特定时期实施的短期政策维持30多年，而且看来还将继续维持下去，对人口生产进行如此长时间的干预和调节，这在人类史上是仅此一类，没有哪个国家是这么做的。实事求是地说，不怀疑该项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中国的减贫能够取得伟大成就，与此有很大关系。但是，正因为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政策，所以，长期执行也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包括正在显现的性别比失调，人口快速老化、独子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无人保卫国家，以及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上的传统家庭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消解等风险。

尽管人口学家对中国目前的人口时代更替水平即总和生育率——这是衡量人口正常生产与否的最重要指标——判断不一，但普遍预计在1.2-1.4。而正常的保持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应该是2.1。由此可见，中国已处于一个超低生育水平。这是计生政策带来的一个最严重后果。这是个什么概念？假定未来生育率维持1.4不变，人口学家的模拟显示，十代人之后，中国人口规模将是目前人口的2.8％左右，即不到4000万人口，一些城市比如上海，由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0.8左右，如果保持不变，在十代人的时间内，其人口数量将减少为现在的万分之一，即由大约2000万人下降为2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