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格局变化看中美大国关系重构（2）

顺应局势 调整国家安全战略

大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受制的因素之一，是大国的国际体系权力来源变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仅意味着世界彻底战胜了法西斯国家，而且更意味着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变化。面对这一变局，二战后“硕果仅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积极寻求塑造新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美苏两国为此在国际实力、制度和观念结构三方面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对抗。结果虽然不是两败俱伤，但包括冷战“赢家”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权力转移日益引起关注，大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由此成为必然。与此同时，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摆在了中美两个大国面前：中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幅度究竟应该有多大？是进行国家安全战略的充实、完善，还是转换？如果仅局限于充实和完善，那就有可能对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采取一种渐进性的改良政策；如果进行转换，则有可能对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采取一种革命性的修正政策。

国际体系权力来源变化的新认知

在全球政治时代，对安全概念的重构导致安全向多层次和多领域方向变化，由此提出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传统安全领域出现了违背大国主观意愿的“相互依存”。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人们对于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类似“相互依存”的安全认知：面对环境恶化、恐怖主义袭击、公共卫生事件或全球金融危机等，无论主观意愿如何不同，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共同的认知，即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21世纪，安全挑战（无论是传统或非传统的）是超越国界的。这种对安全认知的新变化自然将影响到中美两个大国对国际体系权力来源变化的认知、国家安全战略构建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在国际实力结构方面，中美两国认识到，其各自在国际实力结构中所处地位的正/反向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其国家安全的正/反向变化。事实上，国际社会有着这样一种认知，即随着大国在国际实力结构中地位的变化，应该平衡其权利与义务。基于这样的认知，中美两国都应认识到，“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在国际制度结构方面，中美两国应认识到，国际制度结构的形成应该符合区域乃至全球的安全利益。鉴于此，中国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制度构建持开放态度。在国际观念结构方面，两国应认识到，国际安全的最终归宿乃是人的安全。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美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