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焰军：群众工作的老经验与新方法 （3）

二、党群关系面临的问题

群众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年在中央的文件中，在中央领导的讲话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句话，就是列宁当年讲的这句话，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为什么执政党容易脱离群众呢？从环境上来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的。革命年代为什么不用多说呢？因为革命年代我们是有体验的，知道群众要把你当亲人对你意味着什么？他给你抬担架、送军粮、掩护你，他把省下的最后一口粮食给你吃，他把省下的布给你做军装，因为他把你当亲人。而今天群众要把你当亲人那是另一个概念，你可能麻烦事多了。他家里有什么困难，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都来找你了。他把你当亲人了，你不帮他解决谁帮他解决？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有求于群众。今天是反过来了，我们是执政党，群众有求于我们，环境不一样了。所以今天要反复讲，有些人不愿意让群众把他当亲人，他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是不愿意受那个麻烦。这就是环境造成的。一般来讲，执政本身可能带来作风问题。为什么执政会带来作风问题呢？我认为国家权利机构本身可能产生官僚主义。我们执政就是掌权，国家的权利机构是科层制，所谓科层制就是有层级的，它跟革命时候那种扁平化的结构是不一样的。这种层级结构，各层跟群众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越高离基层群众的距离越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下去找群众，群众想找他是很难的。在地方一个老百姓想见省长，不是说你推开门就能进去的，大院你都进不去，它是有层级的。这种科层制在客观上产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么一种官僚现象。韦伯讲科层制就是官僚制。如果这个方面我们注意不到，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那就会产生官僚主义。这种程序化的管理也可能产生形式主义，因为执政是要管理国家，管理国家是程序化的，它跟革命不一样，没有那么简单。遵义会议以后，成立了三人小组，大家坐在一块抽支烟就可以决定下次仗怎么打，现在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东西层层上报、层层审批，它是必要的，没有这套你怎么管理国家，程序是必要的。程序就是形式，如果形式过了头，超出了实际的工作要求，那就是形式主义了。不必要的搞形式，那就是追求形式，就成了形式主义。现实中往往很多东西把形式搞过头了。革命年代我们党相对来说不容易产生形式主义，但是今天容易。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允许。毛泽东那时候的讲话，写的多简练、多吸引人。《为人民服务》400来个字，《纪念白求恩》只有800来个字，现在哪个领导能用400多个字把道理讲到这程度；400多个字现在打印出来也就半页纸，哪有这么短的讲话。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要讲得太长，讲得不吸引人，讲得没有意思，没有人听的。不像现在，要求坐在那你不听也得听，那个时候人家不听就走了。那个时候在这种残酷的环境条件下，形式主义搞不起来的。但是在执政条件下，我们可以从容地去搞形式主义了，所以形式主义在有些领域就泛滥起来了。所以长期执政客观上有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处理好了，可以避免；处理不好，就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

群众工作形势的变化。现在我们不是在一般条件下执政，我们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情况下长期执政，问题就更为复杂了。一是利益格局的变化。我刚才说解决党群关系问题的本质是利益问题，但是现在满足群众利益可不容易。因为现在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不像革命年代那样，那时候就是杀富济贫，把富人的东西分给穷人，只要把富人的东西分给穷人就可以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是单一的公有制，一切资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抽肥补瘦。但是今天不行了，今天既不能杀富济贫，也不能抽肥补瘦。今天是多元化，你动人家谁的利益呢？我们今天只能靠政策、靠法规、靠制度来协调整合利益关系，而这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现在群众工作很难做。为什么呢？有些不是我们说几句话就能解决的，根本的利益问题在起主要作用。当前如何处理好利益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二是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做群众工作我们需要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现在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既不同于过去革命时期，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条件下，体制内的单位组织是自上而下的，中央一声令下，可以把指示传达到最基层一个很偏僻的农村。但是今天不行了，很多领域我们的工作几乎是空白，甚至是盲区。而且我们自己的组织也在变化，比如说我们基层组织，在农村做工作，你既不是像革命时期，领导穷人打土豪，又不像计划经济条件下手里掌握着集体经济，现什么也没有。我到农村调查时，村支部书记跟我说，你叫我现在去做，我什么都没有。在这种社会利益条件下做群众工作，很多过去的办法不能用了，需要建立一套跟新的社会组织体系相适应的工作机制，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在很多领域，我们的群众工作出现了非常弱的地方，甚至在有些地方的农村，我们的基层组织搞不过宗教组织。三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做工作要知道工作的对象是什么样的，这很重要。如果跟你发生联系的人，头脑非常单纯，工作就好做了，你很快就能把他说服了；如果他自己的思想比你还复杂，把他说服是很难的。现在人的思想观念是很复杂的。利益本身就多元化了，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必然多元化，再加上我们开放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所以现在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远不像过去那么单纯。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思想领导，首先得让他接受你的观念，接受你的思想，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给我们做群众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四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做工作就是交流信息，就是信息方面的沟通。不同的信息传播手段，不同的信息传播技术，信息传播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传统条件下它是单向度，媒体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说什么你听什么。那时候我们做思想工作有一个说法叫“我说你听，我打你通”。那时候能做到你说他听，他不听也没办法，因为他打开广播就是我们的声音，翻开报纸就是我们的声音，他不听怎么办。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有更多的信息传播渠道，他不听你的可以选择别的。现在80后、90后有几个人整天看《人民日报》？恐怕不多。大多数都是通过网络来获取信息，现在信息传播渠道太多了，选择余地也太大了。你说的他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而且他还可以通过相应的渠道来发布自己的信息，他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跟社会各方面做交流，这是双向的。这种情况下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和传统信息传播技术条件下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很多的事，像一些群体事件都跟这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的群体事件，事情刚露了苗头，上了网，马上就有人跟主要领导讲了。当时主要领导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当回事，他觉得不就是传传吗，有什么，让他说去吧，他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厉害。不是过去那种口口相传，现在一传就传到全世界了，很短时间内就能把人聚集起来，最后就造成大型群体性事件了。现在我们面对的群众，手里掌握的工具不一样了，跟我们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的渠道不一样了。新条件下，做群众工作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从利益关系、社会组织形式、思想观念和信息传播这些方面可以看到，新形式下我们做好群众工作的确面临着很多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