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转型要在变化中坚持方向（2）

与客观上的问题相关联，快速转型期，也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随着信息技术和传媒的发达，社会心理对整个社会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越来越不可小觑。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也逃不掉“历史上的大变革中往往伴随着礼崩乐坏景象”的变革规律。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的压力感、失落感、孤独感、急躁感等。压力感来自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来自不断增加的生活重负。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的重负之下，一些人被迫自嘲为“奴族”。失落感来自失意或失败。在整个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部分人却陷入了绝对失意，失去工作，不能求学，甚至维持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比较而言，另一部分人相对失意，在社会转型中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社会地位，在日益扩大的差距下感到巨大的社会不公。同样的，还有快速迁徙和流动带来的孤独感。社会流动大，环境变化快，人们不得不面对陌生的人事和环境，漂泊无根而感到孤独和无助。以上这些心理都直接或间接指向急躁感。经商的恨不得一夜致富，做学问的恨不得一夜成名，为官的恨不得连升三级，为了走捷径快出头，甚至不择手段。在这些群体心理的基础上，无名之火更容易燃烧，动不动就走向极端。心理底线和行为底线一再失守，社会布满了暴戾之气并不奇怪。

认识大国独特的复杂性，在复杂中把握大局，在变化中坚持方向

中国是个大国，看中国问题需要大国眼光，解决中国问题需要大国思维。治理大国是一件很困难和复杂的事情。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国家太大了，处理一个问题，就会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利益，所以很不容易。国家大有国家大的困难，特别是一个穷的大国，处理问题更不容易。

治理大国要着眼全局、统筹兼顾。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局部。无论是扬长、还是避短，都要有全局观念。在改革上，要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注意，由于大国独特的复杂性，任何一项统一的政策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各地的具体情况。改革政策难免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之中。在发展中，应搞好全国一盘棋，发挥规模的优势，善于用全局的力量解决局部的问题。要保持足够的中央宏观调控功能，促使各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中国在内地对边疆的对口支援中，在应对汶川地震及各种自然灾害中，都突出地显示了这种优势。在稳定上，大国的柔弱之处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国的矛盾爆发点多，尤其是在薄弱地区和焦点地区。各局部和地方都应有妥善处理自身矛盾的积极性，要防止矛盾蔓延而连锁反应，尽量做到大而不散、杂而不乱。

面对中国的变而快，我们应有辩证的眼光。在变化的时代，既要在对策上与时俱进，因时而异，适时而动；又要在方向上坚定不移，矢志不渝，一以贯之。十八大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这就把方向提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变化的方向上，我们必须保持十分清醒头脑。中国社会的变化，变的是结构和速度，而不变的是发展方向。我们要沿着业已开辟且卓有成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从横向上看，中国的发展转型将是长期的。速度的快与时间的长，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由中国落后的起点、巨大的规模、宏伟的目标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大国发展无捷径，中国必须立足于长期而艰苦的奋斗。长期性与争朝夕不矛盾。我们在每一个具体的阶段，都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国家的发展亦如人生。人生是漫长的，但关键只有几步。中国在改革和发展的长过程中，要努力创造若干奇迹，隔一段时期上一个台阶。发展阶段的长期性和发展任务的艰巨性要求深谋远虑的谋划。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长期看，中国要致力于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将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的经验和成果巩固下来。规则和制度，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