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2）

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曾有过“等待尘埃落定”的想法。关于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美国和国际学术界也先后出现过您在文章中讨论过的“失去中国”论和“失去机会”论这两种似乎完全不同的解释。

陈兼：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含义是，美国决策者要看中苏关系如何发展，能否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美国人还觉得，中国的事情，国民党办不好，难道共产党就办得好吗?这里的潜台词，其实还是一种对中国的轻视。

当时，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弥漫着“失去中国”论 ，把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这种看法对杜鲁门政府的压力极大，并成为它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立即做出军事干预决定，并进而全面推行对华军事对抗、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政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二十年后中美关系出现“解冻”时，美国学者又提出了不同于“失去中国”论的“失去的机会”论：如果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不是推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而是与中共接触与合作，那么，美国与中共之间本应存在着实现合作，至少是避免对抗的机会。问题在于，这个看法把冷战大局完全忽视了，当时是非此即彼的，不是在苏联一边就是在美国一边，不可能骑墙。同时，中国共产党革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对中共来说，难道美国对它好就会投桃报李，改变中国革命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并由此改变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失去中国”论和“失去机会”论似乎是对立的，但在方法论上却都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或好或坏，都一定是美国推行何种政策的结果，因而其实都是一种“美国中心”心态的表现。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对抗的问题突出了。按您的看法，也对中美关系和冷战全局的进一步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兼：朝鲜战争的爆发，首先是朝鲜半岛上共产党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间尖锐冲撞的结果，也同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以及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大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同时，双方都有严重的误判。从中国来说，由于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就未干预，毛泽东倾向于判断美国也不会干预朝鲜内战，最多派日本雇佣军。参战后，毛泽东还想把美军“赶下海”。这里有远远超越“保卫边界安全”的国际国内的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毛的一个看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必须把它打痛，才会听你说话。我曾经在关于中国何以参加朝鲜战争的一系列论著中强调，毛泽东决心派兵入朝参战，不仅是由于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敌视，更是由于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视。毛泽东希望用事实来说明，中国人真的是“从此站起来了”，由此而产生的国内深层次和长时期持续动员(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 “超常动员”) 的效应，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从美国来说，仁川登陆后也判断中国不会出兵。尽管中方一再提出警告，而美国也获得了中国军队早已在鸭绿江边集结的大量情报，但美国决策者仍不相信中国会出兵，并认为就算中国出兵的话，只要苏联不卷入，对美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麦克阿瑟将军有一种极为狂妄的看法：中国就是干预了又如何，杀你个片甲不留。从根子上来看，美国人认定了中国是一个弱国，因而根本没有资格同美国较量。

结果这场战争打下来，双方对对方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发现，可以挑战美国，但要尽量避免卷入同美国的另一场直接军事冲突。在美国这一方，仍然敌视中国，但这种敌视的前提，是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一个“有资格”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国家了，也不愿意再同中国发生战争。

中美双方以这种形式互相对对方的重视，可以说是一种奇怪的“默契”。

陈兼：是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1950-1960年代冷战历史发展的最大奇迹之一，是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尤其是当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卷入不断升级时，居然没有再次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去。事实上，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充满着自相矛盾的现象。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一方面，美国决策者在总体上将中国领导人视为充满“侵略性”、“缺乏理性”并“狂热不羁”的国际行为者;但另一方面，在处理越南危机的实际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又将政策制订的前提确定为，中国领导人在制订对越南的政策时，能够表现出行为上的延续性、前后一致性和行事时的“有限理性”。中美对抗从总体上来看持续和升级的同时，两国关系还有着双边冲突的“上限”得到控制的另一面,出现了一种极有意思的现象：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严重对抗的情况下，在不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认同对方很大一部分利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在避免使双方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一底线上，通过由己方行动和言词对对方所发出的“信息”以及对对方相应信息的解读，找到了实现妥协的某种实际共识。其结果，则使得双方在相互间认识和看法中产生了一种不同于“相互信任”(mutual trust)的对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相互信心”(mutual confidence)。这为中美关系在尼克松出任总统后出现重大突破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您能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陈兼：例子不少。在1954-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台于1954年12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1月，大陆解放一江山岛，中共中央军委向华东军区发出指示： “不要向美机美舰主动出击。”而美国方面在与台湾签订条约时也留了一手，为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军事冲突，没有承担协助国民党部队防御沿海岛屿的义务。当解放军采取对一江山岛等的军事行动时，美军除协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外，并未进行其他干预。1958年炮轰金门，美国宣布要给台湾补给舰船护航。毛泽东反复问当时的前线指挥员叶飞，开炮是否会打到美军，叶飞说会打到。毛说能不能只打蒋军，不打美军，叶飞说做不到。毛考虑了以后决定还是打，结果一开炮，美军就撤到射程以外去了。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都考虑过使用战术原子弹，但最后都没有用。

1965年后抗美援越，中国派出工兵、道路和高炮部队，但没有派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美国也有默契，地面部队从来没有进入北越，空军轰炸基本上没有超过北纬二十度线。这也是为了避免双方的直接军事冲突。

再补充一句。这种“默契”的情况，在中美关系中存在了下来。1996年中国针对台海的导弹演习，美国派出两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台湾海峡，但实际上只到了台湾外海，同时用明码联络，等于对中国“通风报信”，这也是“默契”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