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5）

在对中国的看法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以及政府、参众两院之间，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吗?

陈兼：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要做美国国会的工作，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成效。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个决议，指责中国试图在钓鱼岛动武。但这更多是一种表态，没有行政效力。众院则通过支持对台军售议案。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中国无法像当年亲台的右翼院外援华集团那样深入美国政治内部，因为那需要一套意识形态的认同。而现在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表述上仍有很大差异。即使来自跟中国有贸易商业联系地区的议员，往往也会选择对中国“放空炮”，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政策约束力的。

如果“任何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这句话是对的，那么这就从国会(尤其是众院)在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无论是在中美对抗时期，或是中美“心照不宣的同盟”时期，或是冷战后中美“利益相关者”时期，实际上在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上都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两党共识”现象。国会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制约”政策，而是为政策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国会又通过“对台关系法”来实现“政策平衡”的事例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出来。

套一句俗话，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历史，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启示”?

陈兼：我在这里就想强调一点。今天的中美关系，不管面临着多大的挑战，都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美苏当时在制度上互相对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有各自的军事集团，经济上也是两个不同体系(结果，苏联及其集团垮台后，美国和世界经济连个喷嚏都不打)。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的，是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这句话又概括不了中美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中美之间在政策层面存在的几乎所有问题，是美国在同自己的盟国——包括英国、德国、日本这样的盟国——的关系中也会遇到的。双方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本身。

双方的任何一方，若出于应对根源在于本身的复杂问题之需而将两国关系引向危机，都只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从中国来说，面对中美关系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真正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一步“广开言路”。中美两国都是不能被别人打倒，只能被自己打倒的国家。在两国关系上，归根结底，什么事情上如果中国做得好的话，美国人就把你当一回事;如果中国做得不好的话，美国人就不把你当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