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3）

中美在朝鲜战争之后是全面敌对，双方几乎完全没有人员互访，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达信息，以向对方表示这种默契的呢?

陈兼：中美之间比较正式的交流通道是1955年起先在日内瓦、后来移往华沙的大使级谈判。这个会谈虽然是定期的，但几乎全是互相指责，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沟通。“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后来要恢复时遇到中国驻荷兰的一个外交官叛逃，中方指责这是由美帝国主义所策划，会谈又无限期推迟。这个谈判真正做了的是三件事，第一是开始阶段，互相遣返滞留人员(比如钱学森回到中国)。第二次是1962年，台湾要反攻大陆，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受命与美国大使会谈，达成了“双方一道”阻止台湾反攻大陆的共识。第三次是中苏边境冲突之后，1969年12月在华沙人民文化宫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上，美国大使企图抓住中国的临时代办(其实找到的是一个翻译)，表示尼克松总统要与中国会谈，为中美实质接触开了门。

奇怪的是，中美在越南战争期间，完全没有使用这条信息通道。1965年初，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卷入不断升级。周恩来1965年4月3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美时带几句话给美国：“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凡是中国答应了的国际义务，就一定要履行;中国已经做了准备。”但是，美国人觉得阿尤布·汗对中国太友好，把原定的访问取消了。中方又通过其他渠道给美国带话。但真正起到作用的是长期以来便在北京坐冷板凳、完全被忽视的英国代办的传话。1965年5月31日，英国新任驻中国临时代办霍普森，突然受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接见。陈毅向他总结了中国政府对越南情势发展态度的四句话，要求英国方面转达给美国：“中国不会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中国已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轰炸中国，那就意味着战争，战争就没有界限了。”当中国领导人确切地知道，华盛顿肯定已经收到了中方的警示性信息之后，霍普森却又开始坐冷板凳了。但这一系列“信息传递”的结果是，中美两国没有在越南卷入另一场朝鲜战争式的冲突。

即使中美之间有这样一种奇怪的默契，但是并未改变双方敌对的态度，美国怎么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调整对话策略呢?

陈兼：这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中美互相把对方视为邪恶国家，这是一个大问题。但在美国眼中，邪恶国家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资格向美国挑战的，而中国是有资格挑战的。朝鲜战争后，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比之苏联，“共产党中国”对于美国的威胁“具有更为疯狂的性质”因而也 “更为危险”。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1954年，在越南共产党人在抗法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引用“多米诺理论”，他们强调，如果华盛顿允许根据中国革命模式而崛起的“共产党叛乱”在印度支那得逞的话，那么，整个东南亚和整个亚洲(包括日本在内)便有可能像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样在“共产党侵略”面前倒下去，从而完全摧毁美国和“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和地位，并进而危及美国在冷战中的整体战略地位。其结果，是美国冷战战略出现了严重的逻辑错位：本来冷战的重心应该是在欧洲，但在实际运作中兵力部署却不断移向亚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交恶，从1960年开始，已经有美国学者提出要重新评估中美关系。到肯尼迪总统时，已经有重新评估对华关系的意向。当时中国出现经济困难，美方提出愿意提供粮食和其他援助，但中方没有回应。1965到1966年，费正清教授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讨论重新认识并调整对华关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也提出要重新评估对华关系。1966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美方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可是当时“文革”爆发，并未有新的进展。

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越南战争后的亚洲》一文，其中提到重新评估对华关系。尼克松当时处于“政治准备期”，大家都知道，他1968年很可能会出马竞选总统。这样一来，美国政策要变化就非常明显了。

大家都认为，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华的缓和，推动者是基辛格。但美国解密档案显示，是尼克松首先提出了要探讨对华策略调整问题，基辛格最初的反应是不以为然，仔细想想才觉得有道理。《中美联合公报》上有一段话，大家都认为是基辛格的发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其实最初表达这个意思的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在1968年3月29日的一次公开演说中就说过大致相同的话。曼斯菲尔德早就想访问中国，从1969年开始，他一再通过西哈努克亲王表达访问中国的意愿。基辛格访华时，周恩来问这件事怎么办?基辛格说，等我们总统来访问之后再让他来。结果曼斯菲尔德直到1972年5月才访华。

总之，美国卷入越战之后，朝野及学术界都有调整对华政策的声音。即使不是尼克松当选总统，美国对华政策依然会出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