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4）

很多人都觉得，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当时中苏的交恶有很大的关系。您如何看待?

陈兼：中苏关系恶化与中美关系缓和之间肯定有联系，关键是怎么看待。关于中美缓和的动因、进程及影响，人们一般是从安全考虑和均势改变的角度来看待的(简而言之，是中苏冲突为中美缓和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但实际上，中美缓和对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进程，对于冷战及整个世界历史的演变，都产生了极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同美国缓和涉及的，是基本的内外国策的改变。在其背景中，有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下坡路、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性话语”将“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放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前面等因素。中国提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说法，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那么，在战略构想中，如果苏联是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号危险的美国就是可以打交道的。

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就任总统，当时中国的《人民日报》把尼克松就职演说的全文发表了，而且全国所有报纸统统转载。同时还发了一篇题为《走投无路的自供状》的社论。尼克松的演讲中表示：“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我们的对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国家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批示，社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这其实是中美关系可能走向缓和的一个大信号。

1969年是美国冷战期间的考验期，因为深陷越南战争，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再加上民权运动。美苏争霸的过程是交替领先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先发射了人造卫星以及载人飞船，到六十年代末，美国又率先登月。核弹头的拥有量，苏联超过美国，但质量上，又是美国占上风。美国一方面要压制苏联，但另一方面，怎样体面地从越南脱身，是一个大问题。中苏关系恶化，只是构成中美缓和大背景的一个原因。

所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结果和影响，就像您在《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和其他一些论著中提出的，远远不止于改善了中国面对“苏联威胁”时的态势地位。

陈兼：我认为，中美关系“解冻”是整个冷战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也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美缓和大幅度地改变了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它使得美国解决了战略上“东亚错位”的问题，却使得苏联由于同时应对西方和中国而陷入“力量扩展过度”的局面。到头来，美国在“越战失败”后生存了下来，苏联却未能躲过深陷“阿富汗泥淖”的险恶后果。

中美 “解冻”还对冷战中的世界起到了“重新塑造”的作用，尤其是，它模糊了冷战本质上是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这两种通向现代性的不同道路之间竞争的基本特征，削弱了关于国家计划和统制型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更为有效途径的信念。

中美缓和也使得中国进一步脱离了苏联发展模式的羁绊，并为中国发展战略和政策开创了新的空间。1972-1973年间，中国提出并开始实行 “四三计划”——从西方国家进口总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这是中国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的重要一步，也是“改革开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步的重要前奏。与此相关，中国的“国际身份”从现存国际体系体制的“局外人”和挑战者开始向着“局内人”转变。从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冷战在诸多关键意义上并非结束于九十年代初，而是在七十年代初中美缓和发生、后来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政策时便已经结束了。

您曾经指出，冷战最后二十年里，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中美解冻后出现的“心照不宣的同盟”的重要性远超过美日同盟，那么，在中美缓和过程中，对日本以及中国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兼：中美缓和对日本冲击很大，因为美国事先根本不跟日本打招呼。在美国眼里，日本只是一个属于“第二梯队”的国家。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比美日之间的军事同盟要重要得多。当时，基辛格经常访华，很少访日，就是例子。就中日两国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深层关系而言，从美国在《大西洋宪章》等一系列“基础文本”中所倡导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原则的角度来看，中国比之日本更是这一秩序的“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从构成现存国际关系底蕴的规范和规则的层面来看，美国对中国固然有不放心之处，但对日本难道就真的放心吗?

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有时还会做“出格”的事。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与毛泽东谈得非常好。临走前他与周恩来谈，说美国有新技术，能够及时发现苏联的导弹发射并预测其目标，建议与北京建立热线联系，如果出现苏联向中国发射导弹的情况，可以在几分钟内将信息传递到中国，还可以帮助在北京和中国战略基地间建立联络，防备苏联导弹。基辛格后来对此讳莫如深。但因为当时任基辛格助手的洛德的部分文件解密，这段“秘辛”才披露出来。这是美国与其他盟国(尤其是和日本)也不会做的事情。

关于台湾问题，除了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的一段时间外，台湾其实从来就没有在美国战略考虑和战略部署中占据过关键性的，更不必说中心的地位了。在中美关系及美台关系历史上，充满着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违反乃至背弃“台湾利益”的案例。例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拒绝了蒋介石“出兵助战”的建议。1954-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大陈岛撤退;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在为国民党舰船护航时，一遇解放军炮击就退出战区;1962年，美国明确反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和行动;1971-1972年，为追求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主动拉开了与台湾的距离;1979年，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同“老牌盟友”台湾当局断绝正式外交关系，等等。美国政策的核心是不在台湾海峡发生会导致美国卷入的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