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2）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6]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7]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头，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我们党也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在最近的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8]到现在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委员会主要的成员，是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选举的，六次大会选举的现在只剩下五位[9]，就是说现在的二十五位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全会选举的。六中全会也选了三位。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呢？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二次是六届六中全会，大家知道，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当时如果不克服那么一种倾向，即对放手动员群众这样一条路线不赞成、有所畏惧、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束缚起来的倾向，如果不赞成放手动员群众，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扩大解放区，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所束缚同时又不脱离统一战线这个原则，那末，今天的局面就不一样。参加六中全会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还不就是这么一批人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六中全会就不可能纠正右倾投降倾向。但是，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至于到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的这三年中间，情况就更加起了变化，到七大前作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个变化更大。相信经过七大这样重要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以后，我们党会更加向好的方面前进。我们的这种信心与估计是有根据的。这十年中，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比较顺利，比较内战时期犯的三次路线错误（连张国焘[10]的那一次就是四次）就不大相同。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情况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团结这些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有信心、有根据断定将来是要好的。如果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该选举，我看就不如采取这样的原则，即：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原则上是不含糊的，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去选他。这个原则和不选的那个原则不同，那个原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凡是犯过错误的一概不选举，这是理想。但只确定这一条还不够，还缺少一条，就是说，人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们就要选举他。我们党必须有一个原则，就是犯错误是不好的，但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好的。一定要把这后一条加上，这样才是全面的。这两条一定要结合起来，不然就要出毛病，我们就会丧失好处，就可能产生缺点，甚至可能造成错误。我们只有制定一个很好的选举方法，才可以避免过去的错误。鉴于历史上闹的乱子，这次要谨慎一点，不是凡犯过错误的就不选，只要承认错误又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选。这就是现实主义，这也是一条原则。这两条原则看起来好像是不一致的，但只有使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才能够办好事情。这才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不完全正确，就搞得不好，就会犯错误。我看没有哪个同志想犯错误，说“我一定要犯错误”。如果对一些同志犯错误这个问题不加以分析，对历史不加以具体的分析，不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那就不行。就是说，如果不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造成缺陷、缺点，甚至造成错误。这一点，是必须向同志们提出来的。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从感情上是不愿意选的，但从理智上我们可以选。感情和理智这两个东西，现在我们要统一一下，也是可以统一的，就是在理智指导下的感情，把理智放到第一位。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现实主义的方针。过去对陈独秀，对李立三，痛快明了，从感情上说倒很痛快，没有烦恼，但结果搞得不痛快，很烦恼。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你不大来，我就去；你口里有许多闲话，我长了耳朵，这个耳朵听不完那个耳朵听；你说那边窗户开得不够，我就连这边也打开。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的人，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所以感情和理智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例子，国际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第一国际时，为着团结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群众，曾经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也曾经同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合作，同马志尼[11]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这样的榜样，这就告诉我们要避免宗派主义，因为实质上是一个广大群众的问题。那个时候，无政府主义者有很多的群众，因此要同他们合作，逐渐来改造他们，感化他们。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出去了，意大利民主分子也不干了，但这并不损伤马克思主义，你不干就不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