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房产税改革的几个问题（2）

第四，我国对消费住房的房产税可否实行“普遍征收”？这直接涉及房产税改革的方案设计思路问题。笔者虽然一向力主推进房产税改革，但一直强调主要是调节高端住房消费。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在这个事项上只调节高端的原则非常重要，应及早明确，给全社会吃“定心丸”。美国式的“普遍征收”不适合中国国情，会使这一改革无法施行。在可以预料的历史阶段内，只应当是“高端征收”。也就是说，开征房产税时应该有“梯级差别”，比如第一套住房不征收，或是人均居住面积的指标应该放宽松一些予以免税，第二套住房税率可考虑从低，第三套开始再按标准税率征收，这样可以给房产税的框架建立和征收工作减少阻力，使之较为顺利地推进。至于那些因房产税经济负担作用由空置转为出售或出租的房子，可以减少房屋空置率，提高租房市场上的供应量，从而平抑房租的涨幅，是明显的资源配置优化和提效。

第五，是什么人在反对房产税？一是一些开发商，但客观地讲，不是全部开发商都反对，比如潘石屹就明确认为对三套以上的住房征房产税是很有必要的。二是一些学者，见仁见智，各有其主张（这里不展开讲）。三是网民，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网上活跃的这些年轻人，主要是应该得到保障房供给的中低收入人群，而我们讨论的房产税如果明确是调节高端住房消费的话，本来不会跟他们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他们心目中的预想是：只要有可能就要买自己的产权房，如果进而要被征税，就要坚决反对。同时，由于调控当局“定心丸”没有送到位，个人理解不同，往往导致民间反对房产税的声音很大。四是很多官员对房产税改革持反对意见。在当今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一般都有好房、大房，还有不少人有多套房。是不是有多套房子的官员都有违规行为？那也未必，多数还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但这已形成了现在的既得利益群体。所以，我们要化解既得利益的阻碍，按总书记说的，“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把房产税改革往前推，最大限度地化解对立因素，在渐进改革中徐图实际进展。

另外，我们注意到前一段时间很有影响的一种建议，就是应该把重庆、上海两地的试点先停下来，由人大立法以后审批通过，然后全国一起实行。这样做会怎么样？我想对比作几点评论：第一，这样一个注重立法的思维方向是对的。第二，在有很多争议和很多观点对抗的情形的情况下，由人大立法来解决问题，什么时候有望可以操作？可能五年、十年都难以争出眉目。现在存在如此剧烈的矛盾冲突、带有如此强烈感情色彩和观点争议的房产税要立法的话，怎么把它的立法和中国改革的推进相对接？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第三，中国正处于急剧转轨的时期，把一些初创期的规则强称作“法”，也就无法保证其严肃性，这是改革推进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之后的改革机遇是极为宝贵、极为重要的，人们期盼了这么久，终于听到决策层这么强烈的改革信号。我们都在关注今年的改革文件突出什么重点，并更多地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文件，因为这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未来中国很多的改革事项怎么制定实施规则？都等着立法是等不起的。

考虑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有必要学习邓小平的改革智慧，对大方向有判断之后，在改革的实际步骤方面应减少争论和允许先行先试。有些事情形不成共识，总得允许先行先试。在顶层规划提高水平的同时，要特别给出信号，继续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待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可能由改革的“红头文件”上升为“暂行条例”或“条例”，再以后，有了一套基本稳定成熟的规则了，才有望上升为“法”。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