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研究（2）

(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局限

作为在改革初期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试探性的策略，“摸着石头过河”是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实践、敢闯敢试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指导意义，对促进我们改革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魏大明[5]、徐湘林[6]、高晓林[7]、叶如贤[8]等诸多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试探性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自身也存在方法上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当前改革步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且更加复杂，这种试探性的改革方法自身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作为一种试探性的改革策略，存在对“石头”的过于依赖性。“摸着石头过河”强调在“过河”进程中对“石头”的依赖，只有摸到了“石头”，才能顺利踩着“石头”一步一步地向河对岸前进。这种方法在刚刚下河的浅水区是非常有效的，那时过河的人可以通过眼观和脚探的方法很快就能够摸到前面的石头。但是，随着人逐步向河中央前进，河水逐渐变深，水流不断加速，水中的漩涡不断增多，而前进中石头却很难看见并摸到，如果摸不到石头，人可能就过不了河。同样，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由于改革初期革故鼎新之事触手可及，改革涉及的利益矛盾和阻力也相对较小，改革者能够很容易就摸到“石头”，各项改革发展工作的推进也很快。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每一项改革涉及的利益矛盾群体越来越多，改革遭遇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改革者要摸到“石头”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改革的突破口越来越难找，工作推进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石头”难摸，也可能会出现“摸到了石头却不过河”的现象。这也是在我们的改革步入深水区后，很多重要的改革工作一直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第二，它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策略，缺乏合理的改革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推进策略，“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在于先在局部地方搞试点，积累了经验后再在面上进行推广。如果改革试点被实践证明成功可行，中央会将改革模式由局部向全国推广，同时给予地方荣誉和成功光环。这是一种理想的改革试点模式，中央和地方都在改革过程中受益。但是，我们的改革是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是探索就必然会犯错误或遭遇失败。一旦地方的改革试验遭遇失败，这种失败的工作责任和政治风险将由地方政府或改革者买单。这样一来，必然导致在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与地方及底层改革试验之间产生风险不合理分担问题。如果地方改革成功的收益将被中央分享，但改革的成本却要地方完全承担，就势必会极大地降低地方政府对改革试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一旦改革探索失败或中途夭折，必然会给他们自己日后的工作和政治前途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种“权、责、利”的模糊性现状，在现实中势必会引发很多人采取求稳和“自保”的策略，在工作中尽量不出错误或少出问题，不积极投入改革试验或投入较少的精力，这正是当前很多重要的改革工作一直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因此，有学者指出，“深层次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进行改革试验的收益更少或者成本更高，这是我们当前的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9]

第三，它作为一种零碎的改革策略，缺乏改革的系统设计性和科学规划性。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不从全局出发进行系统的设计和科学的规划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国情，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我们推行的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主要特征的零碎式改革策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以“摸到的石头”为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从简单的问题先改先试，在推进局部改革发展的同时，从整个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也遗留了诸多问题和矛盾，这也引发了理论界的质疑与批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国内就有学者批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规划，提出改革要“有分阶段的实施计划，应有初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哪怕是一个粗糙的方案也比‘摸着石头过河’好”[10]。著名学者吴敬琏早年在谈西部大开发时曾尖锐指出：“西部开发，一定要有规划，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全盘规划，免不了走弯路加大西部开发的成本。”[11]2005年8月《中国改革》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的论文，文章对现有体制“板结化”日益严重的现象给予了激烈批评，认为当前改革正处于胶着状态，改革已到攻坚时刻，并指出“在改革处于胶着状态的情况下，目前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公共权力有被部门权力肢解的倾向；二是国家利益有被部门利益肢解的倾向；三是地区间、部门间，以及地区与部门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并大胆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时代一去不复返”。[12]该文于当年8月9日被新华网全文转载，在国内再次引起了有关“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策略的争论。近年来，王曦等学者也通过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进行长期投资行为、股票定价和消费行为等经济理论模型分析，认为该方法助长了短期行为并削弱了长期投资激励、不利于实现金融市场资金配置的功能、容易引发更强的宏观经济振荡，既而得出继续推行“‘摸着石头过河’代价巨大，目前已经不合时宜”的结论，并提倡推行一种以明确性和科学性为主要特征的“新改革观”。[13]

(三)“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困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工作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除了经济领域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外，各项社会事业改革发展也全面推进，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改革所涉及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解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改革遭遇的阻力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一直以来我们对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的崇拜和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在某些官员身上存在“先摸石头”的路径依赖。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偏离“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选择与行动都可能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即便是步入改革深水区，在无石头可以摸的困境中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改革发展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有学者指出，当前改革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五大问题：一是改革基层化，一些重要的改革仅仅停留在基层，难以上升到宏观层面或推广到全局；二是改革局部化，一些改革局部化进行、单方面推进，没有系统整体谋划，缺乏配套协调性；三是改革利益部门化，某些主导改革、制定改革措施的部门，不从全局角度考虑，而从部门利益出发，改革措施倾向于维护部门既得利益、追求部门更大利益，造成改革垄断；四是改革各自为政、各搞一套，造成改革变形；五是改革不严肃，改革随意性突出，以少数人或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根据少数人或个别人的观点、主张可以推出一项改革，根据少数人或个别人的意见也可以终止、废除一项改革。[14]针对当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形势，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围绕“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策略问题，在学界又展开了激烈讨论。竹立家认为，顶层设计源于系统工程学，具体指价值理念与操作实践之间的“蓝图”，具有“整体的明确性”及“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特点，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按图施工、避免各自为政造成工程建设过程的混乱无序。[15]另外，胡鞍钢[16]、迟福林[17]、邹东涛[18]、高尚全[19]等学者都对现阶段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论证，认为目前不能再依赖传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老套路了，改革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从而有效避免顾此失彼，不能按下葫芦又浮起瓢。

总体来看，“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在没有经验借鉴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路径选择，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和历史意义不可否认。然而，正是由于对这种改革方法的崇拜和依赖，才导致今天我们在改革策略和发展思路上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改革发展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国家治理策略急需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