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漂流政治与“失去的二十年”（2）

现代化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40年英国革命开始至1960年代结束，1970年以后至今是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在长达300多年的第一阶段，人类社会面临着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艰难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非常需要英雄的时代。率先掌握了近代科学、确立了近代民主观念、家庭观念的人，将作为政治领袖带领人民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尤其在亚洲，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发动往往是输入和后发的，现代化的阻力极为顽固，政治领袖的作用也因而尤为重要，在中国出现了孙中山、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在日本也出现了福泽谕吉、中江兆民这样的伟大思想家。

但是，当现代化发展到第二阶段，即197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现代化第二阶段，人类社会在文化上科学基本战胜了迷信，高等教育得到了普及，经济上从工业化走入了信息化，社会上从家庭主义走向了个人主义，政治上也从基本民主化走向了高度民主化。根据现代政治学的分析，如果第一阶段的政治是一种精英政治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政治可以说是一种大众政治或市民政治。所谓大众政治或市民政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普遍的小政府和大社会；居民高度的自治和高度的参与。在这种社会，也可以说过去第一阶段的那种强有力的政治领袖走到了穷途末路，开始走向了他的反面。

日本在亚洲是追赶西方现代化最早和最快的国家。第一阶段虽然落后不少，但1970年以后的第二阶段，它几乎和欧美国家齐头并进。在文化上，战后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几乎和欧美并驾齐驱，2005年日本和英国同时实现了大学入学率的50%以上。在经济上，1968年日本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英国一样实现了第三产业比例的60%以上。在政治上，1970年以后的日本社会也开始走向了欧美的第二阶段现代化社会的政治道路，呈现出了显著的大众政治或市民政治的特征：

首先，小政府而大社会运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掀起了一场反官僚运动。一度曾经被公认是组织和实施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功臣的强大官僚机构，陷入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腐败被揭露，专制受批判，特权被取消。于是围绕官僚的政治改革不断推出：先是政务信息透明制度，接着是审计说明责任制，最后是设置凌驾于官僚之上的政务官制度，虽然总数只有200个，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官僚的形象早已是一落千丈，由官僚出身转而成为强势政治家的途径也就跟着没落了。

其次，居民高度自治。日本社会的居民自治制度虽然在战后初期就已成型，但和中央政权相比，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可以说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了地方分权的时代。在两党对立的年代，东京等大城市就曾经选出和执政党相反的在野党市长，如今如大阪市长桥下彻那样，甚至敢于喊出地方包围首都的口号。桥下彻最新的一项政治改革建议就是要废除47县的旧地方体制，建立新的州府制，除了国防和外交，新的州府完全可以替代中央政府的其他所有职能。

再次，市民高度参与的政治。随着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居民自治的发展，日本的市民政治特点日益鲜明。目前日本政治改革中最敏感的一个词就是“一票的份量”（议会每一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量大小），不断有人为了“一票的份量”打官司。为了实现每一票的代表性均等，经过不断的选举改革，日本议会实现了小选区制和政党比例代表制的并列，保证了每张选票作用大小的均等，这就极大地保证了居民参政的积极性。随着市民政治的发展，日本政界还提出了政治的“协动主义”理念，即每一公共事务的决策，都必须由政府、利益相关双方和专业学界人士这四方代表一起协商后共同作出。目前“协动主义”思想已成为日本地方政治的基本原理。

从上述的日本社会第二阶段现代化政治特征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产生强势的政治领袖了，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坛核心中见不到政治领袖的现象。而如何在大众政治格局下既保证政治的公平运作又不影响社会的高效前行，是日本社会未来重要的课题。

（作者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