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河南安阳公交血案背后的思考（4）

河南安阳公交血案死者本有一线生机　

每一起公共安全灾难都让人心痛。了解事件真相、追问灾难起因是公众的自然反应。周江波，24岁，小学文化，黑瘦，个子不高，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似乎与刺死刺伤18人的“公交车恶魔”不符。心痛之余，激愤之下，一些网友开始假设各种可能：“假如一车35人不是分散逃跑而是敢于反抗”，“假如车上的男儿都站出来”……面对悲剧，“假如一切重来”常常是人们的镇痛剂，但不可用来向当事人伤口上撒盐，要求受害人反抗而不逃跑未免苛刻。“空手对白刃”，又是猝不及防之下，普通人很难冷静快速作出反应，惟有本能地躲避伤害。

这起惨剧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3名不幸罹难者，一个是婴儿，一个是10岁儿童，一个是18岁少年。人们惊讶于凶手的残忍，更进一步迁怒于同行成年人护佑不力。须知在公共场所无目的行凶者，往往心怀怨愤甚至绝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失败者”，他一旦决定报复泄愤，必然争取最大影响、制造最多伤害——“抽刀向更弱者”就成自然选择。实际上，选择公交车这类容易得手的半封闭场所作案，本身就是欺软怕硬之徒。

对杀人狂徒而言，杀大人还是杀小孩没有道德高下之分，对一个已经杀了人（或自认为杀死了人），自认没有退路、失去理智的人更是如此——据媒体披露，嫌犯周江波事前一天就已犯案，其因小事将邻居家3人用铁锹、剪子等利器致伤。

由此看来，犯事者为何得以二次犯事，作小恶者何以滋生大恶，这才是本案蹊跷之处。据称，此前之事，警方除到现场拍照，没有主动缉凶，只要求村支书“找人”“喊他去派出所一趟”，连那把伤人的铁锹也是在20日下午才想起提取，要求家属送到派出所。受害方甚至不知是否立案，遑论上网通报缉凶。

乡镇警力薄弱是事实，但对一起暴力伤害案如此轻率粗疏，暴露出基层警务处警不力、执法松懈的陈疾。如果对暴力行凶者“零容忍”，及时抓捕周江波，安阳公交车惨剧或许可以避免。既然城乡公交车都通了，乡村警事不能一直滞后。

安阳公交血案悲剧何以形成？

我们对丑陋会厌恶，对暴行会害怕，面对危险会本能地自保，这是正常的人性，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如果彼此缺乏援手成为孤岛，则人人都将被流水洗涮殆尽。

凶手上车屠杀无辜之人，甚至于连孩子也不放过，当在谴责之列是无疑的。媒体迅速推出了嫌犯小时候的经历与成长后的一些重要过程的报道，试图解剖一个孝顺的孩子如何变成了杀人犯。有网友陷入祥林嫂的唠叨句式：如果他表姐不外出打工，如果表姐不认识山西男友，如果姥爷不阻拦婚事，则不会发生流血事故，周江波也不会受此刺激，可能就不会有今日之惨剧。

然而，世事容不得假设，偶然发生的血案实是永恒的悲剧表征，陷于无穷的对往事的追悔当中，无益于挽回时下的伤亡，也无力杜绝类似的悲剧重演。除了抚慰伤痛，我们须臾不能放松的是反思，深入反思我们孱弱的自救能力。公交车上33名乘客，15人被捅伤，3人死亡，大家所面对的只是一个身高1.66米的人，从开始行凶到下车只有3到5分钟的时间，而有男乘客逃下车后还冲上车去拿自己的包。

这让我们震惊，震惊于暴行，也震惊于我们何以走到了今天，居然眼睁睁地让几个孩子送了性命。此次凶案发生时只有一个人起身搏斗，这唯一的一个给我们留下了些许的希望，也不让我们颜面尽失。网友“东城西施”分析这种心态说，估计面对这种危险，第一个本能是崩溃、想逃，第二个本能是指望有人去制止，但绝不是自己，第三个本能是都怕自己送死，然后大家一起送死心里也接受了，人性的自私和相互的不信任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这种分析确实符合大部分人的心理。

当然，这种心理不是国人的专利。在美国有一个纪念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当初他们（纳粹）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德国牧师马丁·尼穆勒也有此类感悟。

大大小小的血案告诉我们，国家安全机构固然要尽力提高公民的安全系数，但还是要看到，维护安全的最大力量还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暴行的怒喝，对施虐的阻止，对正义受辱时的感同身受。我们对丑陋会厌恶，对暴行会害怕，面对危险会本能地自保，这是正常的人性，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如果彼此缺乏援手成为孤岛，则人人都将被流水洗涮殆尽。

因此，本次事故政府承诺为所有伤者医伤，除了肉体的伤痕，更应为国民在精神上“补钙”、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