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吏治危机

清代嘉庆道光两朝，如果从嘉庆1800年亲政算起，到1850年道光逝世，正好是50年。我认为清嘉庆道光时期这50年，其吏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包括官场道德危机和官场人才危机，我把它概括为吏治危机。

吏治危机，其意义在于此时吏治不但极其腐败，而且极其无能。腐败不仅仅是个别的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而且还表现在官场道德的整体堕落、全面而严重的官场道德危机；而无能不仅仅表现在官员不干事，不想干事，干不了事，还表现在昏庸、平庸和无知者充斥官场，奴才充斥官场，出现了官场人才危机。

官场道德危机:集中表现在官场贪污腐化、欺骗蒙蔽、消极怠工等方面

在清嘉庆、道光时期，像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是以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即仁政爱民、忠君爱国、廉洁奉公、公明勤俭。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官场道德危机，也就是作为指导和规范封建官员为官从政的道德准则的危机。这集中表现在官场贪污腐化、酷烈虐民、欺骗蒙蔽、消极怠工和漠视民生等方面。

腐败是中国历代专制政体下官场的一个毒瘤，应该说是自古有之，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清朝后期那样，到了无官不贪、有吏皆污的程度。

清嘉庆、道光时期官场的唯利是图已成风气，封建官员那种必须遵守的廉洁奉公的道德准则，对大多数官员来说已形同虚设。做官必先问肥缺，“出任之始，先论一利字”。嘉庆初年，洪亮吉说官员上任前都要分析各种官位能够捞多少油水：“各揣乎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问一岁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之赢余若何，不幸而守令屡易，而部内之属员、辖下之富商大贾，以迄小民，亦大困矣。”

官员的唯利是图达到了毫不隐讳、明目张胆的地步，有些记载十分生动形象，如京官刘彬士到浙江任巡抚时就公开说：“穷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负欠不少，今番须要还债。”人们都说他如“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最典型的例子要算震动一时的杀官灭口案了。

按照清代规定，凡赈灾，一般要派官员查赈，以防地方官趁办赈之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嘉庆十三年（1808）夏，江南淮安山阳县暴雨成灾，朝廷派知县李毓昌前往查赈。李毓昌率家人到受灾各乡村查点户口，查出山阳县县令王伸汉捏报户口浮冒赈灾款近30000两。李毓昌准备揭发到府。王伸汉探知后，重贿求情，但都为李毓昌拒绝。王伸汉又恳请自己的上司淮安知府王毂向李毓昌说情，王毂对李毓昌说：“吾辈皆同官，谁无交谊？古人有言：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不然，是毁王（县）令之家，而蹙其命也。彼岂能甘心于君者？”

王毂的求情，其中一句话很有意思，“好官不过多得钱耳”，他还说这是古人说的，真是令古今的官员大开眼界。当然，这同样遭到李毓昌的拒绝。于是，王伸汉贿赂李毓昌的家人，密谋毒杀李毓昌，并焚毁户口清册，又用2000两银子买通知府王毂。这就是震动当时的山阳县令杀官灭口案。

事后还得知，先后派往山阳查赈的官员共有10人，其中除教谕一人没有收受贿赂和李毓昌被杀外，其余8人都收受了贿赂。从这个典型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当时官场的贪婪之风，而且这种贪婪带有非常野蛮和残酷的色彩，从政清廉、仁政爱民的道德准则，在这些官员中起不了什么规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大批官员不顾朝廷禁令，以身试法，带头吸食鸦片，甚至贩卖鸦片，从而使这时的官场腐败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