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吏治危机（3）

嘉庆初年洪亮吉对当时官场这种风气作了一番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把官员分成模棱、软弱、钻营、苟且四种类型。道光末年，曾国藩谈到官场的状况时，也有同样的分析。他指出当时官员“大抵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有退缩和琐屑两大通病，外官也有敷衍和颟顸两大通病。这些官员只求苟全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更有甚者，当时许多官员认为皇帝和一些官僚呼唤道德来拯救官场风气是迂腐之谈。嘉庆一次对贵州巡抚颜检说：“清洁立身，汝之长处，刚方御下，汝未能及，故被人欺侮。今世小人多于君子，一味厚道，断乎不可！”

清廉之官不但不受人尊敬，反被人愚弄，而嘉庆也告诫他一味厚道不得，如今之世是小人多于君子。道光时，浙江学政主张进行教诲劝导，道光斥他为徒博宽厚，“空言教诲，何益之有！”这是嘉庆、道光的一种矛盾心理，缺乏治国新方略，在道德万能的治国理念局限下，只能依靠道德来治国，但又对道德的救世作用深表怀疑。

官场人才危机:真才失意，贪才、庸才、奴才得志

清嘉庆、道光时期，时逢衰世，皇权专制和为专制服务的纲常名教进一步暴露出它的落后性和腐朽性，严重地抑制和扼杀了大批有创造力的人才，在官场得志的大多是一批奴才、庸才甚至贪才。

在嘉道两朝因礼仪不慎、个性鲜明，不畏权贵、得罪同僚，察吏严格、嫉恶如仇，敢于直言进谏而被罢黜革职、坐牢、流放充军和被杀的官员共有450多人。这些官员，京官从大学士到编修，地方官从督抚到道员知县，武官从将军到参将总兵都有。从史书所载来看，他们大多是有才有德的官员，但是他们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才不竟用，壮志未酬；有的半途而废，含恨而殁。

清嘉道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贪才、庸才、奴才得志，官场出现人才危机。

好官难容于世，嘉道官场上必然生出另一些官员：这些人第一个特点是八面玲珑，模棱两可，圆通浮滑，是一些未必有才但无懈可击的“完人”；第二个特点是这些人知道，不要把封建官场道德看得过于认真，不要那样愚忠愚直，那样嫉恶如仇，好歹弥缝弥缝为妙，但又要天衣无缝。如此，任凭宦海浮沉，也可稳坐钓鱼台。曹振镛就是这样的典型角色。

曹振镛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从这一年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死去，五十四年的宦海生涯，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他官场得志的情况，即：生极恩宠，死备哀荣。

曹振镛在半个多世纪的官场中，担任过工部、刑部、户部、吏部等中央主要部的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直讲官、上书房总师傅，入直过南书房，三次任学政，五任殿试读卷官，四任乡试正考官，五任会试正考官，充任过实录、文颖、会典、国史等馆正总裁官，衔至三师三少，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皇帝遇有巡事、木兰秋狩，都留他在京办事，备受重用，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罕见的位极人臣之臣，半个多世纪的“不倒翁”。

曹振镛历事三朝，遍历要职，官运亨通，福禄寿三者兼得，不但清代无此二人，即中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那么，他官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在：小心谨慎，遇事模棱；多磕头，少说话。

清嘉庆、道光时期，由于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作保障，贪婪之辈、无能无知之辈、野蛮残忍之辈，还有敷衍塞责、唯唯诺诺之辈充斥官场。对官场来讲，可以说此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无能、最平庸昏聩、最酷烈残忍，也是最漠视民生的时期之一。

治国就是治吏。此时吏治危机，已经全面而严重地侵蚀着大清王朝，使大清的统治岌岌可危。清嘉庆、道光时期吏治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道德文化共同结下的恶果，是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结果，是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保障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