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吏治危机（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嘉道时期，由于贪官、庸官和昏官充斥官场，从而导致这时另一官场病态的产生和泛滥：书吏的权力膨胀，差役的横行霸道。

书役是书吏和差役的简称。从整体上说，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等方面，两者有共同之处，但手段各有不同。书吏有文化，有官场办事经验，大多贪婪而狡诈；差役大多没有文化而有办事经验，大多贪婪而残忍。最可怕的是他们往往狼狈为奸，这就使得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的书役横行的时代。

在清代，高官中满人居多，中低级官员中汉人居多。满人官员中有的连汉文都不懂，但权大位高，而汉人官员升迁的机会少，怨气大。这样导致清代的官员中大多依赖书役办事，书役的权力逐渐扩大。清代的许多官员本身腐败无能，又任意放纵书役，加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致使书役横行无忌，目无法纪，而清政府又无力加以整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吏治腐败和道德危机。

这时的官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酷烈虐民

本来，仁政爱民是封建官员为官从政的道德准则，但往往并没有切实履行。清朝到了嘉道时期，私创非刑和广设班馆弥漫全国，其残酷性暴露无遗，酷烈虐民、草菅人命，反映出此时严重的司法腐败。

所谓非刑是指律典未载而私造酷虐刑具及私施酷刑而言，即非法酷刑。非刑从清法律条文上看是严加禁止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当时私创滥用非刑的惨酷情况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论地域之广，非刑遍及全国；论行使非刑之官，有刑部官，有督抚、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州判、县丞、巡检、佐杂吏目及各种杂役，其中又以知府及以下一些小官和杂役为甚；论名目之多，仅嘉庆道光朝实录所载的非刑就有五十多种，这是很不完全的统计。论非刑之残酷，更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程度，不知有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刑有人说是自“嘉庆以降，一时之创刑”。这说法虽然不一定准确，非刑不一定都是嘉庆以降的事，但嘉道时逢衰世，皇权失控，官场道德败坏，大部分非刑创自此时并泛滥起来则是可信的。皇帝虽下过不少禁令，禁止非刑，但大多是官样文章，无效果可言。儒家所谆谆教诲官员的仁政爱民的道德准则，已经被大多数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与非刑配套的是血泪斑斑的班房。这里所讲的班房是合法或非法设置的监狱或拘留所，有差馆、卡房、土地寺、班馆、带候所、私馆、羁候所等，名目繁多。这时的班房像非刑一样，具有普遍性、残酷性及繁杂性等特点。

此时的官场还有一大弊端就是欺骗蒙蔽。欺骗蒙蔽在清乾隆晚年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风气，清嘉庆道光之世，其弊更甚。洪亮吉说：“州县以蒙道府，道府以蒙督抚，督抚以蒙皇上。”层层欺骗，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皇上。

粉饰太平也是欺蒙的一大表现。大多官员不深入了解实情，虚文往来，敷衍塞责，专做官样文章。欺蒙又一表现是官官相护。官员互相庇护，互为羽翼，共同欺蒙皇上，又是此时官场的一种风气。这种官场中的庇护网，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网和人情网，是官员们的私利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结成攻守同盟，共同对付上司，直到皇帝。而且往往在一些公务活动中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徇私枉法，这不仅使各种冠冕堂皇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而且也败坏了官场道德，并且使社会呈现出阴阳两面性：阳面的制度条文成了官样文章，而阴面的互相庇护的关系才是万应灵丹。

在专制政体下，官场还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消极怠工，它是专制政体的产物，也是官员明哲保身的手段。这使得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运转失灵，政权处于慢性自杀之中。清嘉道时期官员消极怠工已成一种官场风气。各级官员自上而下，自内而外，遇事或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或碌碌中庸，模棱取巧；或官官相护，消弭事端。